其次是设计的善恶问题。整个节目号称DV操作,也的确使用了多台机器,但除了在监控车中的DV外,支撑拍摄内容的是隐蔽拍摄获取的资料。从第一集黄格选开始,我们兴致盎然地看到不明就里的对象暴露在明知故弄设计的圈套中。隐蔽拍摄使黄格选的不被艳遇所惑、李琼的憨厚为人品德、雪村的隐忍个性、刘斌的助人为乐本性等显示出来。剪辑过的镜头没有让明星们犯通见的暴露阴暗面的毛病。但不能不看到规模化实践对于真假观念的挑战。认可的娱乐合理性,欣欣然享受乐趣的真中就假,不仅是显示假做真时真亦假的无聊(在周彦红的表演、文兴宇的故做姿态、老毕的装楞卖傻、董浩的卖弄中显而易见),而且不少场面情景具有作弄的恶意和残酷的娱乐化要求。关键是创作故意混淆戏剧切入与实际生活的距离,鼓励效果,作弄成了"雅兴",娱乐成为一切合理的头等要素,于是,在打着取悦观众国庆七天乐的招牌下,明星们都被迫屈服称道,而进一步强化了只要是央视权威就具有不可阻挡的合理性,被暗地里损害却要屈从,使人们似乎明白了对于百姓来说央视就是"行不行都得行"的至高无上权威。从源头来看,我们已经看到在新闻类节目中原生镜头状态与滥用采访成为得意洋洋的合理性状况。记录基本形态是以镜头客观记载记录当时的生活状态,无论是历史镜头还是现实镜头,时空状态的记录感是基本条件。但随着媒体纪录片栏目的需要,越来越多的采访访谈堆砌起来,成为纪录片形态宽容的对象,记录对象第一手的记录被忽略。
评判《国庆七天乐》联系纪录片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说采访不是纪录片的需要,但如果仅仅是依靠采访来实现记录,多少有简单之嫌。在一些重大题材片子的采访中,采访内容没有引发历史的实际意义,照顾名人的采访除了增添专题片意义外,只是削弱纪录的价值。即便是当事人的采访,也要有利于实现真实感,否则就是累赘。中国纪录片在接受现代记录观念时,有其开放和积极的意义,但依然需要很好解决原生态记录的真实性问题。一些创作在原生态记录时支离破碎而还用没来由的无声源音乐调情,再借助采访等辅助因素,自然就削弱了纪录片的意义。对于真实再现问题和戏剧搬演问题,现代记录意识都接纳之,但精彩之作不多,反而是一些情感谈话节目和法制节目较多运用。在纪录片创作中已经遇到冷落现实处境和问题的通病,旧有的评价体系也站在媒体主流渠道的功利立场,有意无意忽略现实记录,于是纪录片无论是在实际影响还是百姓口碑里都显得相当落后于《新闻调查》或法制类新闻记录的节目。记录精神和社会责任的衰减是纪录片发展中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娱乐借用中得到放大。《国庆七天乐》的打着娱乐观众的合理理由,让明星尴尬失态,满足着卑劣的窥视欲望;让观众跃跃欲试,实现着超越名人的;为张扬着愉快合理的逻辑,而牺牲个人的隐私;放纵愚弄他人痛苦基础上的欢乐,支持着欲望即合理的准则,在一场场欢声笑语中滋生着享乐主义的浊流。如果任其泛滥下去,确实是令人堪忧的。
笔者决无意否定《国庆七天乐》给观众带来的节日欢跃价值,作为结合戏剧表演、现实外景和现场演播协调、情景喜剧、新闻记录、观众参与现场等多样形态杂糅的栏目,的确具有其独特的娱乐特点。只是在娱乐大潮汹汹来临的时候,辨析名牌栏目投身其中的利弊是必要的,对于央视品牌栏目混同流俗的忧虑也不是没有警示意义的。
随着国家经济改革举措的全面实施,市场意识实现了从经济领域向文化领域的全方位渗透。市场意识就是消费意识,它对文化艺术领域的渗透意味着文化艺术产品将像商品那样只有通过"消费"这一环节才能实现其使用价值和社会价值。如同张艺谋在阐述其电影《英雄》的创作初衷时所说:"首先是好看,然后才有其他"。只有做到好看,观众才会消费,而只有观众消费了,才能谈及其经济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的实现。现实也正是这样从意识到行为被一步一步铸就的:中国的文化艺术似乎已不可逆转地踏上了从事业到产业的机制转型之路,这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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