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主流媒体(诸如电视台),基本上不播出DV作品,个别省级电视台尽管开辟了DV栏目,但播出的时间平均算下来每天仅有几分钟,大部分"主题不鲜明"的节目,都被"毙"了。前两年,凤凰卫视摸索着在民间征集DV作品,然而也常常为"边缘作品"的主题所困惑,播出的情况还是不太理想。因为DV再小,拍出来的镜头再粗糙,也是画面。而画面是具备可信性和说服力的视觉语言,这就必然要承载着价值尺度和道德准则。
其实,既便是西方媒体,对DV的宽容度也是有限的,他们不可能让它成为主流。这是因为DV主要代表的是个人话语,是一种"个人的表达"。而"表达"的本身就隐约地预设了接受对象,也就产生了公开发表的欲望。这种要求被确认的欲望,就是急切希望DV作品在公众中播出,DV人急切获得合法身份和命名的原因。我在英国的两年,很少看到他们的电视台播出乞丐、、漂流者这样的DV纪录片。大学生们的"实验性"作品,也多以形式上的"花样翻新"为主。布鲁内尔大学传播学的一名资深教授对我说:"我不许我的学生用DV拍英国的黑暗面"。
在英国的校园里,有时候也能看到欧美国家学校的DV作品交流,令我们不大理解的是,他们评奖研讨交流的主题往往是"纪实美学"或"美感创意"等,而不是我们中国所关注的"纪实作品的故事化"。
DV是用来表达个人意愿的记录,是对人类文明进程更具有深刻意义的事情。但创作者不可能无限度地自由发挥,否则会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对立状态。虽然个人影像话语很努力地在权利话语的领域里突围,但是各种权利机构和话语成规不可能在短期内弱化。至少在目前,DV不可能取代传统媒体成为主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许还是充当配角,放开点讲,充其量只能是民间影像的狂欢。然而,不能忽视的是,这种狂欢正在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着潜移默化的侵蚀,这种侵蚀是中国和西方国家都需要警惕和注意的!
中国DV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倾向:那就是从节目的选材上,从关注的兴趣上,一些DV人总是要彰显自己异类的存在。无论是纪录片还是剧情片,年轻的个别DV爱好者,都要将镜头转向社会的边缘(底层)人群,比西方显示了强烈得多的对边缘人群的关注。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大量用DV拍成的片子无法在主流媒体公映,基本处于地下状态。
不少作者醉心于这种"地下"状态,刻意地表现出对边缘题材的嗜好,呈现出的是一种"伪民间化"的取向。从一些DV作品中,我们的确能够感受到某种沉重的灰色气息。从1996年至今,DV镜头很集中地定格在民工、保姆、下岗工人、流浪艺术家等人群身上,极个别的作者还试探性地拍摄了、二奶、吸毒者等。他们或者挣扎,或者心安理得,或是自得其乐地生存在社会边缘。这些DV作品在真实纪录这些人物的过程中挖掘曾经被主流媒体、主流话语忽视的天地,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这种误导大大影响了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世界"。
笔者在BBC电视台的中国电影周上看到纪录片和情节片全部是此类的"瘸腿题材"作品,而那些真正富于情感张力,歌颂生活,表现正常人内心世界的作品却是凤毛麟角。这种带有某种猎奇目的的选材取向和无病的状态,无疑使他们的视角有了无形的局限,也使DV纪录片的发展和普及受到了部分专家学者的置疑。
这种倾向来自于对中国影视主角高大全式的英雄主义传统的挑战和逆反。中国当代影视传统的主要内容就是突出英雄人物和重要人物。小人物和中间人物是不登大雅之堂的。而新时期小人物逐渐在影视荧屏上占有了一定的地位。但是,小人物中的边缘人物也就沦落到正常生活轨道以外,成为社会正常价值排斥的人物。他们一直是弱势群体中最容易被忽视的人物。这说明,中国的DV先驱和中国传统意识形态在道德和社会伦理层面上是相悖的。换句话说,他们并不完全是为了艺术而艺术,他们的社会理性呼声相当严肃。与西方的同辈们相比,他们的文化内涵要沉重得多,这也给DV这个年轻的孩子承载了太多的负担。一旦让这样的人物在DV中占据中心地位,这本身就是一种反抗的姿态。这些沦落到正常生活轨道之外的人物的遭遇,或多或少接触到一些社会弊端以及边缘人物的种种无奈,这些都免不了成为正统意识形态、道德伦理、社会共识的反讽。这种反讽在和道德上的擦边甚至反叛,对于市场和投资来说,其风险是不言而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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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的12海里内就更不能让其自由通行
敌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