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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我们积极寻找机会报答父母的时候，父亲却被诊断患了癌症。住进上海的医院后，医生建议开刀。可刚入院的第二天，我就随副总理出访中东了。这是早些时候就安排下来的日程，国家那么关心我们，点名要带我们出去，把我们介绍给国外的客户，向世界展示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树立中国在世界人民面前的改革开放形象。这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责任，没有理由不去。到达迪拜的时候，我弟弟打来电话，说爸爸本来今天做的，现在却怎么也不同意做了。我当时很着急，想劝劝父亲，但远隔千山万水，父亲听不到我的声音。有时想起来，真的很愧疚。

父亲的病情时好时坏，经常辗转于上海和温州的医院。我也时而国内，时而国外，总是在天上飞，难得有闲暇的时候。只要有一点时间，我都会尽量赶过去看他一眼，或者陪着他老人家吃顿饭。但无论如何“尽量”，我和父亲见面的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就在他去世前一个月，我还先后随国务院副总理和全国政协副主席参加了在举行的中俄论坛、在蒙纳哥举行的中非论坛等等。出国前一天我在北京接到妹妹的电话，说父亲情况有些反常，要我无论如何回去看看。我推掉了一些工作，匆匆忙忙赶到温州，就跟他说了十分钟的话，仅仅十分钟！我劝慰他多想开心事，好好养病，不要有什么顾虑。看他状态有些好转，我又启程赴法国去摩纳哥了。走之前，我让弟弟妹妹安排送他到上海住院。

父亲知道我忙，平常如无特别重要的事，是轻易不会给我打电话的。但这次在法国，我却接到了他亲自打来的多个电话。他问我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我知道，他是担心自己挺不过去了。我急如星火地从法国回来，径直赶往父亲所住的浦东曙光医院。见到我，他很精神地坐了起来，说想回温州了。我问医生是什么意见，他说医生的意见是下周出院，我说那就听医生的嘛。简单安顿后，我又疾飞北京，参加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答辩。正泰申报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已进入评审阶段，答辩是必不可少的程序。按照原先的安排，在北京答辩结束后，我当天必须赶回温州，参加一个项目洽谈。还要在温州的一家子公司年中会议上讲话，并参加公司期权激励方案的评审会议。然后再到上海接父亲出院。结果刚到北京机场，就接到母亲电话，说父亲感觉很难受，他怕有什么意外，想早点回去了。我只好马上改掉温州的机票，直飞上海。

当我赶到的时候，弟妹们都已围在病床前。父亲正喘着粗气，呼吸明显困难，他的咳嗽带出了许多血。见我到来，他没像往常一样坐起来，而是微微地侧了一下身子，说了声：“来了！”大家本想劝他听医生的话，安心静养几天再出院。可他说，他自己的病情自己清楚，你们都尽了力，医生也尽了力，不要再浪费了。省下一些钱，多做一些善事。对待孩子，不要过分溺爱，更不要事事包办，适当给他们一些支持，但要让他们学会自立，给他们更多的锻炼机会。

父亲说完这番话的时候，已是7月6日夜里11点多。这个子夜的话语，成了父亲留给子女们最后的“遗言”。

当晚12点左右，一辆小车载着挂了氧气的父亲从上海开出。到达温州的时候已是次日上午7点15分。也许正像人们所说的“回光返照”吧，车到乐清柳市，父亲突然神清气爽。回到家里，看到迎候的亲人，他露出了一脸的笑容。可刚上楼换上一身衣服，却听他轻轻地“唉”了一声，静静地躺在床上，再也没有醒来。

此刻正是公元2007年7月7日7点35分。

77岁的父亲（温州当地以虚龄计算为78岁），安然地走完了他的一生。

四

父亲给我们留下了多少遗产？

这是很都很关心的问题。

父亲育有二子一女，早年辛苦度日，没有什么积蓄。当我们的企业走上规模，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之后，逢年过节我们会给老人家一些钱。但他说，办企业不容易，钱要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他自己有吃有穿就行了，所以他每次都只是象征性地接受点“零花钱”，算是给子女们表达一下心意的机会。但即使是“零花钱”，他也从不乱花，而把这些钱积攒起来，每当街坊邻里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总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社区街道有些什么修桥补路之类的事情，他也总是积极响应，慷慨解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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