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陇西火车站,数千逃荒农民争相扒车,途为之塞,致使铁路运输一度中断。虽急调粮食支援也难以控制农民外逃讨要。在会宁,干旱尤为严重,连人畜饮水也难以为继。在急调救济粮的同时,还急急派大批水车向灾区运水,每日按人论斤分水,尚不足以解民之倒悬。其情况之严峻,若非亲临其境,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在会宁,我们不加选择随意访问了一些农户。
有一户农家,有门框而无门扇,以麦草拥门挡风。我们移麦草而入,见屋内仅有一破筐、一灶台、一土炕。土炕上一张炕席破得不像样子,席上坐着的女主人蓬头垢面、衣裳褴褛,身边四个小孩全都裸地簇拥着一床破棉被御寒,嗷嗷待哺。这床破棉被不知已用过多少年了,破得好像用几团污垢发黑的棉花球连起来似的。问女主人:家里男人到哪里去了?女主人颇不好意思地回答说:“讨吃去了!”我们立即联想到铁路沿线成群结队的人群。而女主人连忙解释说:“春荒以来一直供应着救济粮,我家孩子多,粮不够,男人才外出讨点接济。”我们问:“怎么大门连个门扇也没有?”她说:“原本是有门的,因打救济粮还得交点现钱,没有现钱,就把门扇抬到集市上换了钱去打粮。”随后我们便很快了解到:今春救济粮的发放果然还是及时的。
规定,救济粮人均每日要达到八两,只是为减少农民对的过分依赖,发救济粮时,农民都得象征点钱。哪知,不少人家穷得竟然连象征性的钱也拿不出,只好揭瓦卸门变卖点家什换钱凑数。凑不够数的,先购回一部分粮到黑市上高价出售,倒腾成钱再把下余的粮打回来。如此拆东墙补西墙,救济粮自然接济不上,讨要便成了他们自救的手段,外流难以控制的原因也就在这里。又有一户农家。我们进门访问时,只见女主人正躺在土炕上打滚,面色憔悴,力不支身,三个孩子坐在地上啼哭不止。
见我们进来,女主人忍痛挣扎坐起来向我们打了个招呼。经问话,果然丈夫也是外出了。她自己本来就有胃病,刚才吃了点糜糠又剧烈地疼痛起来。我们三人都好心劝她去看看病。不想,她苦笑了一下说:“连饭都不够吃的人家,还看什么病!若有面吃,不治都会好的。”一番话说得我们不知该如何安慰她才好,心中只觉得在贫穷下当地农民生活的种种艰难。
从而进一步懂得:一旦跌落到贫穷死亡线上,唯一的希望,便是有口饭吃。诸如医疗卫生治病,文化教育娱乐,这一切现代文明社会最起码的权利要求,都成了盼也不敢盼,想也想不得的奢望了。我们一连走访了十多户人家。十户有八户人家都有人在外讨要,以接济家人口粮之不足。而他们家底一贫如洗的凄怆情景,谁看了都会心酸难过。人们根本无法想象,我们中国建国三十年了,怎么还会有人处于这等贫困的境地。我们粗略地估算过,他们每户的家当,大都值不了十元、二十元。
试想:一家农户的家当就算超过了五十元,一百元,又能怎么样呢!?离开了会宁,过华家岭,我们来到了通渭县五星公社一户农家借宿了一夜。公社干部介绍说这户人家在当地算中等人家,夫妻精明过人,省吃俭用,靠救济粮还能过活,尚不致讨要。但我们看到他们全部家当也就一口锅,两只缸,几只碗。两个男孩衣裳虽然破旧,倒也干净,只不过两床棉被多年未经拆洗,黑得如同刮刀布一般。
依我们估算,这个所谓中等农户的全部家当也不过五十元!是夜,两床棉被主客平均分配。主人一家四口合盖一床,我们三个记者合盖一床寄宿于他家厢房。时过半夜,我们正无法入睡时,忽听得一阵阵急促的敲门声响起,一个面容憔悴的年轻农民闯进门来便跪倒在地。我们急忙扶他起来,劝他有话慢慢说。他起身时,我们注意到他眼中噙满了泪水。原来,因缺吃少穿,他的妻子被陕西关中一个农民用几个馍诱拐逃走了。
他费尽心血总算找到妻子下落,谁知找去,却发现自己的妻子成了别人的老婆。他要带妻子回去,反被当地人打了一顿。找当地,他们不管,实在冤得慌,听说新华社记者来了,连夜赶来,想讨个公道。这不是诱拐加重婚罪吗?怎么当地不管!我们不由得义愤填膺。立即表示一定代他向通渭县领导反映。第二天,我们刻不容缓地找到了通渭县委书记王永安,把这桩事情前前后后的情况反映给他。
本文来自电脑杂谈,转载请注明本文网址:
http://www.pc-fly.com/a/shenmilingyu/article-35981-9.html
国家就是该好好收拾日本鬼子的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