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米_婴儿多大可以吃小米粥_三斗米养仇人(11)

引洮工地领导因此严格规定，没有经过领导批准，谁也不准和家里人通信。我模范遵守纪律，好长时间没给家里写信，也得不到家里的音讯。有一天，有人捎话给我，说咱村里的人饿得不行了，快回去看看吧。我不相信，我说：“我相信党不会饿死一个人。”我们那个工程队管伙食的是我一个村的人，他对我说：“食堂里还有点白面，快背上一袋回去吧。”我拒绝了，我说：“公家的东西我怎么能拿?”又过了一段时间，村里来人了，悄悄告诉我，你家里的人不行了，快回去看看吧。此时，甘肃别的地方饿死人的消息我已经听到一点。我这才紧张起来，于是马上买了三十斤莜面往回赶。回到村里，烟火稀绝，到处没有生气。我回到自己家门口，院门敞开着，院里蒿草老高，听不到任何声音。进了房，只见我妈和一个弟弟躺在炕上，骨瘦如柴，两双眼睛瞪着我，都不能讲话、不能动弹了。

我马上伸手把房檐的椽子扳下来生火熬莜面糊糊，一口一口把我妈和弟弟喂活过来。我这才知道，我的老婆、妹妹、孩子都饿死了，全家一共饿死了五口人。这是一种特殊的平均主义的贫困，经过“合作化”，办起人民公社，粮食等一切能吃的东西全部控制在公家手里，除了共同贫困，没有贫富差别，谁也救不了谁。集体化了，农民也没有东西可卖。由于全国缺粮，当地农民也等不来国家的救济粮。渐渐地，瓜菜也吃完了，瘦弱的牲畜也吃光了，等待他们的只有死亡。

现在，近二十年过去了，这位公社书记说起往事，仍然充满着悲哀。他一直很后悔当初没有听人的劝告早一点回家。他心情沉重，叹着气对我们说：“忠诚有忠诚的好处，也有忠诚的坏处!”随着持久的贫困的发展，人们信心动摇了，怀疑增加了。我们到陕北子长县，那里的县妇联主任告诉我们，她父亲是早期的农会干部，哥哥参军打过仗，后来复员回村里劳动。

在抗日战争后期，包括她家在内，陕北农村许家曾达到过“耕三余一”，即耕三年够吃四年。从那时起到“合作化”前，她家的生活是节节上升的，除种地吃粮有余以外，还有四五十只羊。“合作化”以后，她家的土地归了公，羊也交了公，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她娘家靠她补贴过活。她说，她娘家有她补贴一点，过得去，村里没有外面人补贴的人家是多数，大家都过得很艰难。她对革命革了几十年，反而搞成这样子常常迷惑不解，非常伤感。在陕北的府谷县，县委宣传部一名干部对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想什么?我们在想我们怎么生存下去。”他的妻子、父母、孩子都在农村，生活很艰难。其实，农村艰难，县上也艰难。

府谷县县委的招待所，中午是一大海碗糜米饭，上面盖上一勺炒黄豆芽，这就是招待所的饭了。我们过去长期宣传精神可以变物质，物质可以变精神，但是长期的贫困，和我们在宣传中讲的不一样，物质生活在群众心里会变出什么样的精神来呢?我们到山西吕梁山区的临县去，那里历史上很多沿黄河居住的人靠黄河运输过日子，当纤夫、驾船、当搬运工、开货栈。

解放以后，有汽车了，黄河运输基本上没有了，这些人就地做了农民。几十年来，由于那里人多地少，再加上在极“左”路线下，不准当地人流动，不准搞别的行业，他们的生活太贫困了。我们去过黄河边的一个大队。1979年年终，这个队没分配给社员一分钱，只是买了几斤水果糖，一人分了几粒，就算年终分配了。在山西保德县，有一个大队在1979年分红时，不仅没有给社员分钱，还要社员每个劳动日倒贴给社里八分钱，结果是劳动越多倒贴越多。

社员说他们不是“分红”，是“分黑”。这样的劳动还有谁愿意干?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一律”的压力下，报纸、电台对人民公社只能说好，不能说一点问题。这种宣传对农民起不了什么教育作用，对农村干部也起不到教育作用，只能对不了解情况和了解不到实际情况，以及不愿意听下面实际情况的高层领导，起着自己愚弄自己的作用，使他们误以为形势大好，误以为自己的决策对得很，误以为下面是十分满意的。为了救国救民，为了真正地走出贫困和饥饿，与此相反的，倒不如吸取过去的教训，正视现实，形势真好，才能说好，形势不好，就不能硬说是好，实事求是地将过去二十年走过的曲折道路认真总结一番，反思一番，将那些束缚农民群众积极性的条条框框认真清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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