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米_婴儿多大可以吃小米粥_三斗米养仇人(31)

1970年春，他借“一打三反”之机，把刘兴和列为全社十八个重点打击对象之一，捕风捉影，捏造罪名，向县革委会打报告要求逮捕“现行分子刘兴和”。刘兴和听到风声又到榆林地区(他一共到地区上诉过三十多次)。公社即以刘“畏罪潜逃”之名，派三路人马“追捕”，把刘兴和拴在骡子屁股后头拖了回来，进行残酷毒打。1970年3月23日，公社召开了二千六百五十的批判大会，将刘扭送县上拘留“审查”。扭送前后，先后五次捆绑吊打，刘兴和几次昏死过去。老汉在县里坐了十个月班房，因为罪名捏造得太不像话，人员都认为这种事怎么能算“现行”，便把他“教育”一番，放了回来。但乔忠义及新华大队的一伙人还是不放过他，又捏造罪名，说他家偷东西，百般辱骂。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老汉只得单身一人迁回老家榆林县大河塔公社方家畔大队居住。

方家畔和大保当只隔十里沙山，乡亲们知道老汉受了冤屈，纷纷来劝慰他。可老汉憋着一股劲，第二天就向大队提出要在方家畔的万亩荒沙上办林场，大队当然支持。刘兴和就靠一瓶墨水、几张纸(用来记工分的)，外加两个社员，就办起了林场，没有苗子回到自家的树上采条，没有房子就住地窝。

他忍辱负重，干了七年，把万亩荒沙变绿了。林业部一位工程师来此参观，说这么快的固沙速度，在“三北”风沙区很少看见过。我们去大保当公社调查时，原来刘兴和的人都还在台上。那个乔忠义正奉命调任县邮电局长，尚未赴任，还在公社。起初他们还是一口咬定老汉是个坏人，县委负责人态度也不明朗。在我们到新华大队去调查时，还把当年毒打刘兴和的一批人组织来跟我们“座谈”。

我们发现味道不对，撇开他们到社员家访问，又听了刘兴和祖孙三代的哭诉，找到了确凿的旁证，乔忠义等人才被迫认错。接着，神木县委又派调查组作了调查，确认刘兴和一案纯属冤案，并于1979年3月18日、19日分别在新华大队和大保当公社召开大会为刘兴和平了反。我们原以为事情到此该结束了。如今又听说刘兴和准备自杀，不知何因，即去地区了解。原来是冤案平了反，树木问题没解决。

刘兴和种的自留树，据1969年清点，共有四千八百余株(其中乔木二千一百多株，灌木二千六百多窝)。收归集体后，砍伐掉不少，1979年县委调查组清点时，尚有乔木一千三百一十六株，沙柳等灌木七百七十三窝。县委经过讨论，对树权问题提出了处理意见：1972年7月19日划给刘兴和的十七亩四分房前屋后树木(包括宅基面积在内)，仍归刘兴和所有，收归集体的树木按过去大队作的价一千三百七十七元不变。刘兴和对上表示满意，但不同意树木处理办法。他的成材树，大部分被集体收走，已经砍掉的也不少。这些树，按目前价格，至少值七八万元。

这是他毕生心血结晶，里面还搭进了他老伴的一条命，他要求把剩下的树木如数归还他，已砍掉的就算了。为此，他又一次到县里和地区。但直到1980年4月，仍无结果。他自觉无望，心灰意冷，便准备了后事，打算上吊自杀。县委派一位副主任前去做工作，才使矛盾缓和下来。但地、县两级还是拿不出处理办法，只得于6月初打电话请示林业部，林业部几位负责同志专门为此作了研究，答复地委说：“经部领导再三研究，提出以下处理意见：一、由地县委决定。二、可以考虑将刘兴和的树木全部和大部退还本人”。但是，到7月底我们离开榆林时，此事仍未了结。

在榆林地区，在黄土高原上，这样的事不知有多少桩。府谷县的那个戈色令，为了在荒沟里种树，被戴了“富农分子”帽子，郁郁死去。这里的刘兴和老汉，为了在荒沙上种树，被打成“现行”，坐牢十月，现在又想上吊自杀。他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什么罪也没有。他们有什么错?什么错也没有。让万山千壑，让浩浩平沙，年复一年地荒着，是“”，社员个人种了一点树，竟成了“资本主义”，这究竟是什么逻辑!现在，戈色令的儿子在要树，刘兴和老汉在要树，是还给人家好呢，还是不还好呢，还是少还一点装个样子好呢?府谷县的同志说：应当全部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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