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米_婴儿多大可以吃小米粥_三斗米养仇人(25)

过去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高压的空气下，人们不敢说真实的情况，因此也就难以搞清农业上不去的症结所在。现在人们敢说话了，连山西吕梁地委书记王国英和副专员赵芝悦这样比较高的干部也在那里说这样的话了：从种地认真不认真这一点来说，现在比我们小时候差多了，比单干时差多了。那时候早上是什么时候上地?现在是什么时候上地?那时候锄地是什么规矩?现在锄地是什么规矩?他们认为，现在化肥多了，机械多了，良种多了，水利条件好了，还搞了合理密植，就是人不认真干，种种有利条件掩盖了种地不认真的问题。

这是最要命的。我们还在山西兴县蔡家公社疙瘩坡大队开过一次青年社员，年轻人一开口，就是“人家”长，“人家”短。“人家”就是指各级干部。他们把集体的事看成是“人家”干部的事。平时，他们把锄头往肩上一扛，说：“走，给人家干去，不然人家又要批评了。”我们笑着问年轻人：“怎么能说‘人家’呢?集体的事，不也是你们自己的事吗?”他们笑了，不作回答。许多干部、社员告诉我们，因为大家觉得是给“人家”干活，担粪的筐子越来越小，担到地里尽量往近处倒；因为觉得是给“人家”干活，地越锄越浅，越锄越粗，因为觉得是给“人家”干活，看起来整天在地里，实际一天顶多只干六小时，大家挣工分，各人哄各人。

因为觉得公家的东西都不是自己的，拖拉机日晒雨淋没人管，水泵水管农具丢在野外几个月甚至一年没人往回送。农民不觉得农业是他们自己的事业，那我们的农业到底是谁的事业呢?是县委书记的事业吗?看起来很像。他是全县的“总队长”，春种、夏管、秋收，他什么都管，其实也不过是个临时工。我们这次采访过的县，三十年来，有的换过十几任县委书记，平均二三年换一次，少则也换过七任县委书记。他们是搞党政工作的，身上集中的矛盾很多，事情很杂：他们是当地党的“”，的“首脑”，农业的“总队长”，工业的“总经理”，还是“总法官”和各种运动的“总指挥”。

他怎么有精力专心来搞农业呢?再说，他也不可能在一个地方干很长时间，到时候就得换一换。有了成绩，就会被提拔走；干得不好，那就得挪个窝。农业是不可能成为他的终身事业的。他在任上，能为当地的农民办几件好事就不错了。县委书记一动，经常带来的是一个将军一道令，还带来下面干部的不稳定和思想动荡。农业是一项建设周期很长的生产，它要求人们一步一步为它长期做出努力，才能见到显著的成效。

要求我们的县委书记做到这一点，是不实际的。农业是大队干部、小队干部的事业吗?我们在黄土高原从东到西，到处打听：在一个县的范围里，真正有事业心的基层干部占多少?十之有二就不错了。我们的农业是官办和半官办的，有多少事能让他们做主?过去那些能够独立思考、有主见的、有魄力的基层干部，不是有不少被“不服从党的领导”这顶帽子压下去了吗!这样，就暴露出我们的农业生产存在着的一个带有致命性的大问题，说得严重一点，原来，我们的农业是一项没有主人的事业。

名义上大家都是主人，实际上大家都不是。几亿农民，不是自己在那里转，而是一层一层靠干部推。上面不发号令，下面就“等”。上面发了号令，下面就应付。农民和基层干部是被动的，种的是“任务田”，“任务树”，“任务草”，一切只向“官方”交代任务了事。这样的农业怎么能办好呢?许多同志说，在黄土高原现有的生产条件下，只要农民真正把农业当成自己的事业，解决温饱是没有问题的。有的人说，我们过去喜欢提大口号，什么全党大办农业，全民大办农业，各行各业大办农业，却没有首先使它成为农民自己的事业。

农民不办，你再喊大办，又顶何用?现在，我们正在做的事，就是改变我们的农业这种官办和半官办的状态，使集体经济真正成为一个有自主权的独立农民的集体事业，让农民从这里得到越来越多的利益。党在路线方针政策上对它进行领导，则用它的政策法令、经济力量对它进行调节，而不是搞那种“一刀切”的瞎指挥，用行政命令强迫农民干这干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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