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米_婴儿多大可以吃小米粥_三斗米养仇人(5)

他于1896年出生在李家岔公社枣树坪生产队，从小就同情穷人，富于正义感。青年时代在榆林中学读书，接受了主义的影响，即同刘志丹一道投笔从戎，进了黄埔军校，并于1924年加入中国党。1928年，他同刘志丹一起领导渭华起义，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后任陕甘工农游击队总指挥，开辟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2年，任西北革命委员会主席。

1934年，他在反“围剿”战争中负伤，次年1月病逝在家乡，当时年仅三十九岁。在谢子长的影响下，李家岔人民早在三十年代初就开始“闹红”，并成为陕北最早的根据地。谢子长牺牲后，陕甘边区和陕北特委在现在的阳道峁大队周家生产队召开联席会议，成立了西北革命和西北工作委员会，推选了刘志丹同志任总指挥。1935年5月1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李家岔胜利会师，使革命队伍进一步壮大。红军到陕北后，于1939年8月，在现在的新庄墕大队梨园堡生产队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工农兵，成立了陕北第一个苏维埃，同志当选为第一任主席。革命战争年代，李家岔人民为民族解放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和重大牺牲。谢子长一家除他之外，还有六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先后担任红二十六军团长的谢绍安、李清彦、李泽明都是李家岔人，也全都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牺牲在敌人林弹雨中的无名英雄，更是不计其数。李家岔的群众还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送公粮，做军鞋，抬担架，支前方，为全国的早日解放，做出了最大努力。

可是，当我们来到这里访问，所见所闻也和王家湾一样，都是惊人的贫困!在召开过陕甘边区与陕北特委联席会议的周家生产队，我们看望了社员薛登恩家。他家七口人，原先有一孔旧窑，前些时候塌了，现在借住在人家的一孔窑里。进窑一看，炕上没有毡，也没有褥子，只有一张破破烂烂的炕席。赶来看热闹的一位社员有意点穿：“别看这张席这样烂，连这还是别人借给他的呢!”炕上堆着三四床油腻腻的像破鱼网似的烂被子——它们也是前些年国家救济的。窑的一边，并排放着五个缸，揭开一看，个个空空如也。灶台上有大小两口锅，其中有一口煮着麻胡胡的东西。

我们信口而出：“是喂猪的?”陪同来的生产队长忙说：“哎，这是他家的饭哩。”看到我们惊讶的眼神，他又补充说：“他家向别人借了一千斤粮，早已吃完了。现在正等救济，所以只能吃包谷皮煮苦苦菜。”我们这才注意到，锅台沿上果真放着半笸箩碾碎的包谷皮和一堆苦苦菜。在这破窑洞里，唯一像样的是一件晾着的粉红色布衬衣。队长看到我们的目光注视着它，又特为作了说明：“这件衣服是他十八岁的闺女偷空刨远志根(中药)，得了三块钱，才买来的。这么大的闺女，没有一件衣裳咋出门呢!”在交谈中，薛登恩只是木然地看着我们，一声未吭。这个家，全部家当折合起来，还不值三十块钱，他还有什么好说呢!

在徐家砭大队黄草湾生产队和石灰岔大队石灰岔生产队，我们也走访了几户社员。这几户人家虽然比薛登恩家要略好一点，至少还有一孔窑洞，被褥齐全，但摆设稍微整齐的人家，几乎没有。除了一户工人家属户之外，别的户，家当都超不过一百元。当天晚上，当我们在公社办公室昏暗的煤油灯下，听了公社书记关于李家岔情况的全面介绍，对于这里的“赤贫”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李家岔公社二十六个大队，一百三十二个生产队三千三百八十一户，一万五千六百二十四人。这个公社地域广阔，方圆四百一十二点五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吴堡县的地盘。

平均每平方公里不到三十八人。耕地在册面积是七万四千八百亩，实际上却接近二十万亩，平均每人有十二亩多。按说，这么多的地，对发展农林牧各业都是十分有利的，解决吃穿问题，应当是不困难的。可实际却相反。1970年至1979年这十年中，人均生产粮食，平均每年才四百二十斤，扣过籽种、饲料、农田基建补贴粮、大小队干部和其他脱产人员的补贴粮，分给每人的口粮就只有二百来斤。加上国家十年内返销的二百五十多万斤，每人每年也不过增加十来斤，还是要吃糠咽菜去逃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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