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米_婴儿多大可以吃小米粥_三斗米养仇人(8)

如以平年偏下的1979年计，则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和三百零一斤至三百六十斤的队，分别是百分之七十七和百分之十点三，即有百分之八十七点三的队人均每天口粮不到一斤。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二至五分之四以上的农民，常年挣扎在饥饿线上。再看看人均收入。1976至1979年，分别是二十六元、三十八元、四十八元八角、三十六元八角。即丰收年不过五十元，平年不过四十元，灾年不过三十元，平均每人每天收入只有七分至一角三分，顶好也只能买回一斤粮。农民生活如此贫困，是因为这里的集体经济绝大部分事实上已经破产。

说得明白一些，连小农经济也已破产了。这也有事实为据：第一，当年出售农副产品的收入，远远不够生产费用的支出。丰收的1978年，出售产品收入为一千四百三十七万元，而生产费用达三千九百零七点三万元，前者只占后者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七。平年偏下的1979年，出售产品收入仅五百四十一万六千元，而生产费用仍开支了三千七百七十六万一千元，前者只占后者的百分之十四点三。即无论是灾年还是丰收年，都远远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百分之六十三点三至百分之八十五点七的生产费用要靠国家无偿补助和贷款来解决。第二，人民公社三级固定资产不够抵偿债务。

据1979年末统计，三级共有固定资产九千一百一十一万八千元，而三十年来国家给这个地区的各种无偿投资达二亿零六百二十五万九千元，欠贷二千四百五十五万二千元，欠信用社八百九十九万五千元，各种救济款七千二百零九万七千多元，总计三亿多元，比固定资产高出两倍多。有这么多的支持，尚且贫困不堪，如果没有这些支持，集体经济还能存在吗?定西地区的状况也同固原一样，穷得令人难以置信。通渭县，是第一号“困难户”。刚解放的1949年，全县粮食总产是一亿六千四百二十万斤，三十年来，有二十二年总产低于1949年。以人均产粮计，更是大倒退。

1949年人均产粮七百二十三斤，1979年仅有三百二十七斤。生产水平如此低下，人民生活自然不如解放之前。据统计，1971年至1979年的九年中，人均收入超过四十元的仅四年，1979年仅二十四元；人均口粮连续十年在三百斤以下，1979年仅一百八十二斤。这还是全县平均数，相当一部分队人均口粮只有几十斤，收入仅几元。再看看当年红二、四方面军与红军胜利会师的会宁县，六万多农户中，百分之九十的户全部家产不足四十元，家家户户除有自己挖的一两口土窑、自己盘的一两张炕，加上两口锅，几样最简单的小农具之外，几乎一无所有。

再看看陇西县，因为缺少耕牛，去春竟有三千七百架人拉犁，拉犁的农民痛苦地说：“我们这些大活人还不如一头老叫驴，老叫驴一年有二三百斤粮，我们出的牛马力，只能吃一百多斤，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到头!”在这里，要找富队跑断腿，要找穷队遍地是。在这里，贫困早已不是缺吃少穿的概念，而是吃穿二字常常匮乏到难以活命的地步。这类地区是一种特别贫困地区。七在贫困的死亡线上贫困到了极限便接近着死亡。我们专程调查了这片挣扎在贫困死亡线上的农村——甘肃定西地区的通渭、会宁、定西等县，平凉地区的静宁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三年困难时期，这一带县县都发生过饿死人的现象。据当地了解情况的人估计，因为缺粮断粮饿死和浮肿无救而丧命的，最少已接近百万。

其中以通渭最惨，直到七十年代中期统计全县人口总数尚未恢复到1949年的水平。造成历史惨剧的原因固然与长期以来毁林毁草生态环境恶化和连年干旱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工作中的严重失误造成的。在这些地方，1958年大放“农业卫星”，吹牛皮，粮食产量严重浮夸，严重浮夸又带来超重量的征购，本已导致农村严重，却又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寅吃卯粮，进一步挖空了农民手中的口粮。这样，大批饿死人的事件便可怕地蔓延开来。后来，虽然上级党和发现了这些地方的问题，调集了大批救济粮和救济物资支援灾区，使蔓延的灾情得到了控制，群众渡过了难关。但是，集体经济的家底和农民的家当多已荡然一空。这一次灾难留下的阴影很长时间难以消失，又加上此后二十年过“左”的农村政策不断困扰，直到这次我们来到黄土高原采访，这一片大地农村元气尚未完全恢复过来，农民群众多年来饥寒交迫的生活并未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去冬今春又一次干旱袭来，农村再次发生了饥饿的恐慌。我们在陇海铁路沿线采访，仍然可以看到大批衣裳褴褛、携儿带女、提筐拄棍的饥民外出逃荒讨饭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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