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米_婴儿多大可以吃小米粥_三斗米养仇人(27)

作了价的三百八十元钱，左扣右扣，实际上一分钱也没到他手。而队里自从收了戈色令的树，凭空添了一笔大财。县的同志估计，集体砍戈色令的树卖的钱约值近万元。而戈色令的不幸遭遇并没有就此结束。“”中的1969年，又以“一贯走发家致富的道路”的罪名，给他戴上了富农分子的帽子。他不服，说：“我没有剥削人，我是听党的话努力发展生产的。”结果又说他态度不好，被打得死去活来。这以后又多次批斗他。但是，戈色令仍然想不通。从此，他不讲话，也不好好吃饭，后来有点疯疯癫癫，身体完全垮了下来，不能再干活了。1972年农历六月里戈色令死了，时年才五十五岁。

当时，虽然他头上戴着富农分子的帽子，前往他灵前吊唁的却多达一百七十。县的老同志也为他的遭遇叫屈。1979年，府谷县给戈色令了，推倒了诬蔑不实之词，摘掉了强加给他的“富农分子”帽子，大家都认为做得对。只是没收的树还没有还给戈家(指砍剩下的)，现在戈色令的孩子还在申诉。戈色令的悲剧，给我们的感触很深，联想到很多问题。黄土高原上相当一个多数的集体经济为什么办不好，甚至二十多年来没有尝到过什么甜头?原因之一就是合作化运动后来没有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搞得快了，急了，猛了。陕北榆林地区，1954年还只有一千三百一十九个合作社，入社农户一万一千三百一十一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四点二；1955年合作社发展到三千二百六十个，入社农户增加到四万零三百三十八户，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十四点九，步子还是稳定的。

可是，到1956年办高级社，入社农户一下子猛增到了百分之九十四点九，比上年增加了百分之八十，其中不少人是被运动的浪潮硬卷进去的，只有像戈色令这样百分之五的农户硬着头皮顶了几年，但最后还是被硬性“化”了进去。据历史资料，延安市农村1956年时，有高级社六百零三个，其中有四百九十二个是没有经过初级社阶段，直接由互助组“一步登天”进入高级社的。宁夏固原地区，“登天”速度更快。他们那里是1954年上半年才结束土改的，当年下半年试办初级社，1955年全面铺开，1956年又全部进入了高级社。甘肃省，到1955年秋，入社农户还只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五点六(包括现在的宁夏自治区在内)，可是秋后批“右倾”，一气批了五个月，硬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农民批进了合作社，使入社农户一下子上升到总农户的百分之九十八点一八，只有不到百分之二的戈色令式的人物，硬是不入。这情景正如成家一样，凡是“包办婚姻”，虽然也有少数包得还合适，多数是情不投，意不合，日子过得不和睦，只是“父母之命”难违，勉强着过下去而已。

办集体经济又何尝不是如此?强扭的结果，谁也不爱集体，不把农业当做自己的事业，你混我也混，越混越垮。如果当初我们坚持自愿互利原则，允许戈色令式的农民暂不入社，让个体户与合作社来一点竞赛，也许集体经济会搞得更出色一点，或者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联合，走出一条更理想的共同富裕之路。可惜，这些都被当做资本主义“禁止通行”了。另外一个严重的教训是，极“左”路线把农民中千千万万个戈色令这种能干会干的人的积极性给埋没了。戈色令这种人都没有了出路，我们的农业能够迅速发展吗?

戈色令的死，表面上看，他所在的那个队，那个党支部，那个公社，在和戈色令的竞争中，用行政办法，强制手段取得了胜利。实际上却是大大地失败了。人心倒向了戈色令。真正的胜利者是戈色令。现在，当我们允许农民发展家庭经济，允许在贫困地区实行猪的竞赛中基本上垮完了，一部分队的集体羊只不久也会被个人的羊只挤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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