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米_婴儿多大可以吃小米粥_三斗米养仇人(6)

1979年是中等年景，人均口粮也仅二百多斤，收入二十八元六角，灾年景象也就可想而知了。社员穷，集体家底也是空空。到1979年底，全社有固定资产一百零三万五千元，人均六十六元(其中至少有百分之五十是靠国家的无偿支援而添置起来的)，但欠国家贷款却有七十九万八千一百四十五元，人均五十一点九四元。如果除去国家支援的那部分，集体经济实际上就徒有空名了。

生产的落后，也必然带来交通、文教、卫生等方面的落后。这个公社二十六个大队中，目前只有六个大队可以常年通车，十三个大队可以冬春通车，另外七个大队至今还是“低头羊肠道，抬头巴掌天”，多少购买一点生产资料，都得靠人背驴驮回去。李家岔有个社办煤矿，燃料照说不应成问题。可是西面和北面的十一个大队，要翻山爬沟一百来里才能到煤矿，无法运煤，只得守着煤堆没柴烧，仍然年年烧秸秆和杂草。

这个公社虽然有七所中学(其中有二所还是八年制学校)、四十七所小学，可是由于经济条件所限，小学五年普及率还不到百分之五十九。青壮年中文盲占百分之七八十，还新出现了四百五十六名“少年文盲”。李家岔设有地段医院，有十五张病床。这在山区算是不错的了，但是因为没有钱，许小病拖成了大病。要有急病，更没法子了。离开李家岔公社的那天下午，我们特地到枣树坪去瞻仰了谢子长烈士的墓。

他的墓，只是普普通通的一个“土馒头”，上面长满了离离青草。我们站在墓前默立良久，思绪万千。烈士牺牲之前，曾经深情注目他家乡四围的黄土山，期待它们变成满眼苍翠，开出幸福之花。可是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他的理想仍然没有变成现实。现在可以告慰子长同志的是：寒冬已经过去了，富裕之花有希望盛开在你的家乡了。

在1966年到1976年的“”中，从人民广播电台到地方人民广播电台，天天早上一开播，开始曲都是《东方红》。每天早晚的新闻联播，一开始也是放《东方红》。“”中开各种会，人们作“早请示”、“晚汇报”(“”中一种搞个人迷信的仪式)，一开始也是先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尔咳呀!他是人民大救星……”这首《东方红》，最早就是由陕西佳县(即葭县)的民歌手李有源在1942年唱出来的。他因此成为全国有名的民间歌手。

佳县是陕甘宁革命老根据地，古时为作战的安全，县城建在了一个山顶上，县城的东边山脚下就是黄河，因而易守难攻，民间有“铁佳县”之称。1947年、周恩来领导两万多中国人民打败将军胡宗南指挥的二十多万军队对陕北的进攻以后，就是从这个县东渡黄河经山西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去迎接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的。我们到佳县时，正赶上这个县的白云山赶庙会。白云山有个有名的道观，历史上香火很旺，我们在县委里看见过明朝万历皇帝表彰它的圣旨。

“”中，观里的石雕像全都被红卫兵砸光了，但是这次我们去，看见善男信女们仍然对着原来的菩萨位置烧香磕头，庙里挂满了“有求必应”的红旗旗，其中不仅有本省各地来的，还有山西、内蒙古、甘肃来的。他们本是无组织的，到了榆林县，却会聚在一起，共同包一辆大轿车把他们拉到山脚下。我们去，是由县委书记陪着坐吉普车开到山上庙门口。善男信女们来不这样，他们都是从山脚下下车，然后爬很高的石阶上山。庙里有两支乐队，一支是从山西过来的，一支是本省的，他们是义务劳动，一支吹打完，另一支马上接着吹打，毫不懈怠。

善男信女们来朝拜，有的一个人是代表很来的，有的是代表家人来还前两三代的愿。有两个乞丐上了山也要布施钱，庙里的人说：“你们两个钱来得不容易，来了就行了，不必给钱。”他们说：“我们也是人么!”其中一个人坚持布施了十元，另一个布施了六元。我们去看的那天，各地来的善男信女一共布施了一千八百元。第二天布施了三千一百元(当时猪肉是六七角钱一斤)。县委面对这么多远道而来的虔诚信徒，觉得不能用硬性的办法加以制止，那会激化矛盾。县委派了一位宣传部副部长和生产队干部、道士一起组织了一个管理小组来管理这件事。不要出乱子，首先是把布施的钱管理好。白云山的庙除了破房子，原来的东西都毁掉了，这一次庙会恢复得很快，签子都是新做的，很粗糙，善男信女们却信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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