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米_婴儿多大可以吃小米粥_三斗米养仇人

在战争年代，吕梁山是座英雄的山，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贺龙同志率领八路军一二〇师沿北同蒲路挺进晋西北，开创了晋绥边区抗日根据地，这吕梁山区就是晋绥边区的一部分。在八年抗战中，英雄的吕梁儿女在此抗击了日伪的上万次进攻，歼灭了十余万敌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可是，就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在全国解放三十年之后，不少农民的生活却反而不如贺老总在这里的时候了。

吕梁地区总共十三个县，山上九个县，一百四十七万人，山下四个县，一百零三万人。在“四人帮”祸国殃民达到顶峰的1976年，粮食总产不到十二亿斤，人均占有粮食只有四百多斤，口粮仅二百来斤，人均分配收入四十三元。最穷的临县，从1958年到1979年的二十二年中，每个农民平均每年从集体分得的收入，达到和超过四十元的，仅有三年，其余十九年都在四十元以下，最低的1976年仅有二十一元八角，平均一天才六分钱。

就算达到了四十元吧，一天也不过一角一分钱。一角一分钱，在北京还买不了两个一两粮票的芝麻酱烧饼，怎能维持住一天的生计呢?于是姑娘们一批批远嫁他乡，年轻媳妇离家出走另找婆家，大量人口外流乞讨谋生，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临县县委书记刘乃柱过去曾告诉过我们：这个县有的年头，有统计的外流人口达一万三四千人，没有统计的，就说不清了。他们往哪里去?自然是就近奔太原这个大城市了，人多的地方好要饭嘛。久而久之，太原街头要饭人数的多寡，就像温度计那样，成了人们观察山西地区农村形势好坏的一只“表”了。我们所以要从太原街头开始作调查，原由也就在这里。

3月25日11点钟，饭馆中午营业高峰快到了，我们从新华社山西分社出发，一直往北走，先看了并州路东、西商场附近的饭店，再转到五一广场旁的大饭店——晋阳饭店，然后又转入太原最繁华的街道——柳巷、桥头街，那里有有名的上海饭店，以及许多小饭店。到午后1点为止，我们一共串了十四家饭店。发现了多少讨饭的呢?出乎我们的预料，一共只有九个。经过一一询问，这九人中，有三个是外省人，一个是为打官司来的，两个是想来找活干没有找着。另外六个人中，一个是太原城里的孤老头，在上海饭店要吃的两个十四五岁的娃娃是西山柳林县的，还有三个虽说也是从西山来的，却并非专来要饭，目的是来打官司的。

他们见我们打听这打听那，还以为我们是“官方”的私访人员，马上就想同我们谈他们的案情。看来，只要有结果，他们不会再久留太原。令人又喜又惊的是，在这两个小时的“饭店调查”中，来自临县的要饭人一个都没有碰到。十四家饭店里只有九个要饭的，而且纯粹要饭的西山人只有两个娃娃，这可是近十多年来的最低的纪录。它使我们预感到：黄土高原上的形势已经向好的方向转了，饥饿的岁月也许就此到头了。二何时关门我们从太原西行到吕梁山区，一路经过离石、临县、兴县、保德诸县，再西渡黄河到陕北的府谷、神木、榆林，又沿咸榆公路南下延安，一路上都用逛街头、串饭店的办法去看农村形势，结果都证明在太原街头产生的那个预感确是个好兆头。

一般县城里都只有一两个、两三个要饭的，而且都是老弱病残。其中延安市的变化，尤为引人注目。1974年夏天，我们曾经访问过延安。当时，延安街头讨饭人数之多，情景之惨，给我们留下了痛心彻骨的印象。记得那次我们在东关附近的一家食堂观察了半小时，就看到十七个讨饭的。在另一家食堂门口，坐着一个瞎眼老汉，手里端着一只饭碗，不住有气无力地哀告，“行行好吧，行行好吧”。这个老汉名叫刘玉发，是延安市姚店公社纸坊生产队的人，是个五保户，已经七十五岁了。年前队里照顾他一百五十斤原粮，早已吃完，只好流落在街头。

三伏天，他下身还穿着去年冬季国家救济的一件旧黄军棉裤。紧挨着老汉还坐着一位双手残废的中年人，听刘老汉向我们诉说苦情，同病相怜，两眼珠泪滚滚。这些人白天沿街乞讨，晚上就露宿在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天夜间，我们到清凉山上原延安解放日报社门口转了一趟，只见大门两侧的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地睡着五十多个要饭的人。幸而时届盛夏，要在严冬那该是何等的悲惨!可是，沿街乞讨、露宿街头也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延安是革命圣地，前些年来此观瞻的外宾很多，叫他们看见了岂不丢尽脸面!因此之故，每逢外宾到来之前，人员都要一齐出动，将流落街头的讨饭人收容拢来，集中到宝塔山下的里，再遣返回去。为了防止讨饭人逃跑，每次遣返都包的是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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