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治时期的1933年,黄河南北两岸决口达五十四处,淹没面积达六千三百五十多平方公里,受灾人口涉及冀鲁豫三省六十七县的三百六十余万人。黄土高原给黄河下游带来的灾难,多少年来使人见之心寒胆怯,徒唤奈何。连一位外国学者也哀叹道:“恐怕在世界上没有旁的东西能比黄河的滚滚洪流,会使人看到之后更生动地兴起人在自然面前无可奈何的情绪的了。”
1949年,黄河流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从那时到现在,三十一年过去了,黄河安澜了三十一年。1958年,黄河的大洪水同1933年差不多,两岸依然安然无恙。这个伟大的胜利,证明了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胜利的取得,主要是在党和的领导下,在黄河上中游和许多支流上,兴建了多座大型水库和成千上万的中小型水库,调蓄了黄河的水量;在下游,整修、培高、加固、增建了防洪大堤。总长两千多公里的防洪大堤,像一道“水上长城”,制服了狂暴不驯的黄河。黄河安澜三十一年,充分体现了制度的优越性。但是,令人不安的是,河患之“根”——黄土高原送下来的泥沙,在这三十一年间却一点也没有减少。
现在黄河下游的河床,一般比堤外地面高出三至五米。在河南封丘县的曹岗,竟已高出十米。目前,河床还在以每年十厘米的速度在升高。这样下去,到2000年,河床又要升高两米,这是多么巨大的威胁!这就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解放三十年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量究竟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如果是增加了,原因又在哪里?据黄河三门峡(陕县)水文站测验资料统计,解放前三十年和解放后三十年黄土高原下泄的泥沙多年平均都在十六亿吨左右,似乎既不多也不少。其实不然。
解放前,由于上中游基本没有水库等工程设施,三门峡站实测的泥沙量基本上等于黄土高原的产沙量。而解放后,尤其是1958年以来,由于一部分泥沙淤积到了库坝中,实际的水土流失量要大于三门峡站所测的泥沙量。解放以来各种水利工程拦蓄了多少泥沙呢?中国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作过如下的约略计算:一、到1978年年底止,黄土高原共有坝地二百五十一万四千亩,据调查,淤成一亩坝地约需泥沙二千至五千立米,若按每亩二千立米计算,二百五十多万亩坝地共拦蓄了泥沙五十亿三千万立米,折合六十七亿九千万吨。
这些坝地形成时间先后不一,现在不能逐年计算,如果1958年后都按二百五十一万亩计算,1958年至1978年的二十一年间,平均每年土坝拦沙三点三亿吨(这是打坝的功劳)。实际上,五十年代坝地较少,越到近期坝地越多,拦蓄的泥沙也越多。二、据陕、甘、晋、宁四省区黄土区调查,大小水库每年平均淤积量约二点三五亿吨。三、关中泾惠、洛惠、渭惠三大渠系每年引洪灌溉的泥沙有零点四亿吨。以上三项合计每年为五点九八亿吨,加上通过三门峡站的年输沙量十六亿多吨,共约二十二亿多吨。
也就是说,黄土高原1958年以来每年的水土流失量应为二十二亿多吨。这还是保守的估计,实际数量肯定比这还要多。就以二十二亿吨同解放前的十六亿吨相比,也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八。这说明,解放以来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量不是减少了,也不是同过去差不多,而是大大增加了。从这个角度来看,三十年的“治黄”,是治了“末”,而没有治住“本”,河患的威胁还在日益加重。
为什么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比过去更严重了?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继续毁林开荒,重蹈了历史上“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覆辙,使已经严重失调了的生态平衡,遭到了进一步的破坏,从而继续招致了大自然进一步的惩罚。解放后,黄土高原各地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很快就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但是农业生产结构却基本没有改革,沿袭了两千年来的以粮为主的小农经济结构。后来在“左”倾路线影响下,更是片面地强调“以粮为纲”,甚至发展到要求“每个县都要实现灾年粮食自给,有所贡献”。在这种要求下,如何能不向林地和草场“大进军”,无限度地开垦荒山荒坡呢!晋西北、陕北,解放前农田已“错列在万山之中,冈阜相连”,人烟稠密之处,“即山之悬崖峭壁,无尺寸不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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