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米_婴儿多大可以吃小米粥_三斗米养仇人(29)

这样搞来搞去，马润英的母亲感到走投无路，今年5月20日就在一棵树上吊死了。她死时，马应祖还在外面，是事后叫回来的。马家姐妹说的是否真实?我们在这个村庄的一个破庙门口的石阶上坐着，遇到有些中年妇女担着水从我们面前过，就悄悄问她们：队里扣马应祖家的粮是真的吗?像马应祖家这样被扣了粮的人家还有没有?她们警惕地往左右看了看，悄悄地对我们说：“有，有。我们不能说呀，我们说了，罪就更大了。”说完，就匆匆走了。这情景，使人感到，有一种莫名的恐怖气氛至今仍笼罩着这个山村。后来我们了解到，杨家沟公社是个出石匠的地方，因为擅自出去找活干被扣了口粮，扣了自留地的，不仅后马家园子大队还有好多家，其他大队也是这个做法。

后马家园子原来是个落后队，1973年马如成当了党支部书记。他今年四十六岁，也是一个石匠，过去也在外面揽活，1972年被动员回来，当了党支部书记。这以后，公社副主任李生跃来他们队蹲点。在他们的直接领导下，为了改变落后面貌，他们对社员采取了“硬”办法，像对农奴那样对待农民。他们说，不这样，劳动力就管不住，生产就不可能上去。但是，像马家这样的人命案子，据说出了三起。有的社员病得不行了，还让扛石头，不让治病。

这个公社靠这一套“硬”办法，也变成了先进公社，前几年连着有三任书记被提拔成了县级领导干部，成了一个出人才的“红公社”。这不是唯一的现象。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用强迫命令搞生产、动不动就乱扣乱罚和批斗群众的志丹县，也在陕北。甘肃省的原省委第一书记冼恒汉还公开提出“用无产阶级专政办法办农业”，其流毒所至，使不少干部都认为抓农村工作就得“硬”，否则工作推不开。有的人直到如今还振振有词地对我们说：农民就吃这一套，你给他们讲道理，来软的，不行。

中国的农民就吃这一套吗?为什么我们要像对待敌人那样对待我们的农民呢?我们党的传统是这样的吗?我们向一些做基层工作的同志问，如果过去革命战争时期，我们也是用今天这么个办法做工作，今天斗这个，明天批那个，那我们自身还能存在吗?陕甘宁边区能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存在吗?今天，这样对待农民，农民还会有多少劳动积极性呢?现在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过去那种卡农民脖子的政策渐渐行不通了，不少干部带着埋怨情绪对我们说，这下集体经济没法干了，群众不听他们的了。他们不怪自己过去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有毛病，反过来还怪三中全会精神解放了农民的思想，放开了群众的手脚，使他们被动了。

这样，问题暴露出来了，原来中国农民并不是像他们想的那样，就吃他们那一套的，特别是三十岁左右的有了文化的新一代农民，更是不吃他们那一套。于是他们觉得束手无策了。杨家沟公社现任书记杜成银同志愁眉不展地对我们说，他们公社管家咀大队今年外流了三十多个男劳力，管不住了，没办法了。看来我们许多干部随着权力的集中，是误把行政命令当成党的正常领导方法了。他们反过来倒把过去革命根据地里那种人民当家作主，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群众路线的传统看成了怪物，认为那是办不成事的东西，是不可取的办法。

他们在新的形势下，需要补课，需要重新学习党的传统，需要重新学习科学的道理。没有的，农民怎么会起劲地来建设真正的?四一个做了大好事的人为什么要自杀如何正确对待农民的问题，在粉碎“四人帮”后，有些地区也并未完全解决。7月中，我们刚到榆林，地区的一位朋友就闻讯跑来说：你们去年采访过的那个刘兴和老汉前些时候剃了头，洗了身，换好了寿衣，准备自杀。经过我们和亲友劝阻，才回了心。到现在，事情还没有解决呢!刘兴和是什么人?他为什么想自杀?他同我们有什么关系?说来话就长了。

1979年春天，我们在采访西北、华北、东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中，曾在榆林呆过几天。榆林县的同志在向我们介绍固沙造林工作情况时，说到本县大河塔公社方家畔大队有个叫刘兴和的老汉，同队里的两名社员一道，在万亩荒沙窝里办了个林场，连续七年住在沙窝，吃在沙窝，连春节都不回家，硬是用乔、灌、草组成的林带、林网，把万亩流沙治住了。多年来，这个老汉先后被县、地区和省林业部门树立为优秀护林员，粉碎“四人帮”后，还当选为榆林县人民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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