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米_婴儿多大可以吃小米粥_三斗米养仇人(2)

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一到中途休息或吃饭，车刚一停，年轻人和大一点的孩子便纷纷从窗口钻出逃跑了，以至遣返的汽车还没有回来，这些人已经再次在延安街头出现了。即使原来的全部遣返回去了，新的要饭者又会接踵到来。这使市局和民政局伤透了脑筋，不遣返吧，实在有碍观瞻，遣返吧，又没完没了。

他们说，为了遣返，有的讨饭的还同人员顶嘴，说毛主席、党哪一条政策规定不准要饭，没有粮吃就该在家里等着饿死吗?问得人员无言可答。要饭的人遣返不完，是因为农村里头实在没有粮了。据地委的同志讲，当时延安地区有三分之一农民吃糠，还有一部分农民连糠也吃不上了。

各县粮食加工厂的麸皮、谷壳大部分返销了回去，有的顶奖励粮，大部分当“口粮”，不算粮食指标。粮食部门还作了临时规定：一斤粮可以换麸皮一斤半，或玉米皮五斤，或高粱皮五斤，或谷皮六斤。有些社员便拿国家的返销粮去换一部分麸皮和谷皮，但这也并不能敞开换，要走后门才行。什么门路也没有的农民，在吃光了糠菜之后，就只得外出流浪了。这一次，我们再访延安，情况大为好转了。6月13日下午，我们在延安街头串了八家饭店和十几个饭摊，一共只遇到八个要饭的。

在宝塔山下的里，所长高正谦告诉我们，粉碎“四人帮”以来，收容人数在与年俱减：1977年1至4月，共收容了四千五百一十九人次；1978年同期收容了三千六百零九人次；去年同期减少到二千七百三十八人次；今年同期，又减少到二百二十次。收容人数的急剧下降，表明陕北的农民已经从贫困饥饿的“深沟”里，开始往上爬了。翻翻延安、榆林两地的粮食分配账，也真是这样。

1973年，延安地区社员的口粮，包括自留地粮食在内，平均原粮三百二十九斤，有的县平均只有二百五十斤，折合细粮不足二百斤。榆林地区比延安地区还要少。而1979年，仅从集体分得的口粮，延安地区人均达到了四百三十六斤半，榆林地区也达到了四百二十斤，比上年增加了三十二斤。在两地的二十六个县、市中，人均口粮超过五百斤的有七个，四百斤至五百斤的有十个，三百六十斤至四百斤的有三个，三百六十斤以下的只有六个了。

以核算单位计，两地三万零七十二个单位中，人均口粮在五百斤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十二，四百斤至五百斤的占百分之二十三点四，三百斤至四百斤的占百分之三十一点一，三百斤以下的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五。从这些数字中可以看出陕北三百五十万农民目前的吃饭水平大体是，四分之一吃饱有余，四分之一可以吃饱，四分之一半饥半饱，还有四分之一仍要靠国家救济。

不过，由于粮食市场开放了，“小自由”多了，即使是最困难的四分之一，国家给一点，自留地上弄一点，集市上换一点，再兑上点糠菜，也能熬过去了。农民们都说，今年庄稼长势好，丰收有望，明年的日子会更好过了。陕北，尤其是延安，是举世瞩目之地。这里要饭的大大减少了的消息传到省城，传到北京，传到关心它的人们的耳朵里，人人皆感兴奋。作为时代脚印的记录者，我们的心情更是抑制不住的激动。

然而，激动之余，心里又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三十一个年头，我们还要把要饭人数的多寡当做一把尺子，去衡量农村形势的好坏，这是多么令人心酸的标准呵!三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然只不过是短短的一瞬，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毕竟是半辈子过去了，我们该怎样实事求是地总结这三十年的经验教训呢?还要多长时间，作为我们这一代人的耻辱的象征——宝塔山下的那个，才能彻底关门大吉呢?三王家湾的今昔我们在延安访问期间，地委正在开北部七县县委书记会议，研究如何加快改变穷社面貌问题。这里普遍都穷，为何又单独提出“穷社”问题?

他们所指的“穷社”是什么概念?经过介绍，才知道1979年全地区人均收入在四十元以下、人均口粮在三百斤以下的队，百分之九十左右集中在北部的吴旗、志丹、安塞、延安、子长、延长、延川等七个县。在这七个县的一百零四个公社中，又有三十六个公社(吴旗五个，志丹五个，安塞六个，子长七个，延川五个，延安六个，延长二个)，共二千四百五十三个队、二十七万七千，从合作化以来基本没有过过好日子，在饥寒交迫中挣扎了二十来年。这次的县委书记会，重点就是研究这三十六个“穷中之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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