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升米_婴儿多大可以吃小米粥_三斗米养仇人(28)

他们很害怕这种竞争，说这样下去，集体经济不好办了。于是，就提出了这样几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这种竞争总的来说，对发展生产力是好事，还是坏事?是促进，还是促退?二、这种竞争对于办集体经济到底是起好作用，还是起破坏作用?我们一些同志怕这种竞争，那么，他们究竟相信不相信集体经济比单干优越呢?如果相信，为何怕竞争?如果不相信，为何要把一个自己都认为不行的模式，去套在广大农民头上?三、如果允许这种竞争存在，一些集体经济竞争垮了怎么办?在包产到户的地方，已经出现一些户自动联合起来经营烧窑、跑运输、搞加工等副业，也有些户看见人家会经营，自愿投靠人家一起干。

这样自发组织起来的集体，如果既不剥削他人，又不违犯法令，算不算经济?如果原有的集体经济被这种自由联合的集体挤垮了，最后我们承认哪一个?四、如果不让竞争，对现正迅速发展起来的家庭经济怎么办?能够再用过去对付戈色令的办法对待农民吗?五、各地各级党委在这个竞争中，怎样实现自己对于农民的领导?再用过去那套行政命令的办法行吗?不用行政办法，又用什么办法呢？三中国的农民就吃这一套吗不能正确对待农民，带来的后果往往是十分严重的。

五月下旬的一天，陕北米脂县人民开幕了。古老的县城喜气洋洋，来自各公社的代表胸佩红色代表证陆续走进县委礼堂。就在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大煞风景的镜头：礼堂门口的台阶上，坐着两位年轻姑娘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他们腰里扎着白布孝带，正朝着迎面走来的人民代表们放声大哭。我们当时正住在县委里。事先就听人说起，杨家沟公社出了一桩人命案子—— 一个女社员上吊自杀了，县检察院和已派人去调查。

现在看见这两个姑娘和那个孩子腰扎孝带，来此大放悲声，估计他们就是那个上吊自杀了的女社员的子女，而他们选择县人代会开幕期间来到会场门前嚎啕大哭，看来内中必有冤情。一打听，果然不出所料，他们是杨家沟公社后马家园子大队人。那个大一点的姑娘叫马润英，今年二十四岁，小一点的姑娘是她妹妹，叫马成英，二十岁，那个男孩是她们的弟弟，叫马延平，十岁。他们说，他们的母亲是被队干部逼死的，公社也有份。他们就是到县里来向最高权力机关告状的。责任感驱使我们来到了杨家沟公社。

在后马家园子大队的后沟里，我们走进一个独家独户的土窑洞。一个老汉颓然坐在炕头上，对我们的到来，没有表示欢迎，也没有表示厌恶，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简直像个麻木了的人。他就是马润英的父亲马应祖。从他两个女儿的哭诉中，知道他今年六十七岁，是个石匠。他从1970年起就外流到延安等地去给人干活。开始还捎一些钱回来交给队里，1972年下半年起，就再没有捎钱回来。队里规定：匠人出去搞副业，一天要交三元钱，队里给记一个劳动日。否则就不准出去。1973年，队里的分配收入，一个劳动日值才三角多钱。这就是说，马应祖要用三元钱来买一个三角多钱的劳动日。

不知道马应祖是因为年老体弱，在外面挣不下钱呢，还是觉得这种交换划不来，反正从1972年后半年起，就没再给队里交过钱。如果是挣了钱不交，他们家应该是很阔气的。可是这一点我们看不出来。环顾他家里的土窑洞，破破烂烂，没有一样稍微值钱的东西。他自己是石匠，可家里连一孔石窑洞都没有(我们后来问过这个队的党支部书记马如成，他也承认马应祖是个老实人，不会捣蛋)。后来，队干部采取了断然措施，从1972年起一直到今年(即1980年)5月20日出事时为止，扣掉了马家的全部口粮，收掉了马家的全部自留地，也不发给布票。马延平长到十岁了，也不让报户口。

队里想通过这种“铁的手腕”，杀鸡给猴看，看哪个社员还敢违抗队里的规矩。谁知马应祖这个老头很犟，不管你怎么治，他硬着头皮顶住，不捎钱来，连人也不回来。这一下，他一家惨了，生活没有了着落，只好长期靠向亲戚借粮，靠偷偷买点黑市粮，再掺上糠菜，苦撑日月。这种日子，使女主人的神经渐渐失常，有时哭，有时唱，一天价说：“咱没有活路了，只有死路一条。”1979年四月，马润英在关中找了个对象，想办手续走，队里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卡住不给开明，一直到她妈妈上吊死了那一天才匆匆忙忙给办了手续。她妹妹马成英去年中学毕业了，要求到队里参加劳动，队里大概觉得已经快到旧历十月了，她劳动不了几天了，劳动了就要分粮，划不来，于是又卡住，不让她劳动，说是到旧历十月当年工分“闸”了后，再来干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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