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不少人在那里讲空空洞洞的“方向”、“路线”,还自以为正确。看来,“群众生活好了才算好干部”这一条,还要大加宣传,造成,使真正的好干部得到鼓舞,使那些沽名钓誉、谋求私利或坐在官位上混日子的人受到触动。不少干部们为什么没有事业心?原因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是“左”的路线,“不断革命”,严重地打击了广大干部的革命积极性。三“不断革命”的后果用“铁的手腕”对付老百姓,用“专政”手段办农业,这是许多干部犯过的错误,不少地方干过的蠢事。可是,另一方面,农村各级干部又是历次运动的对象。在这些运动中,动辄上纲上线,把一般的思想认识、工作作风问题拔高成问题、立场问题、路线问题,随心所欲地扩大阶级斗争和人为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对干部(也包括群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这虽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但在黄土高原上,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特别深厚,搞起“左”的那一套来,花样更多,受害程度更深。我们对宁夏固原县作了一些剖析。单从一个县的粗线条的材料中,已经不难看出,“不断革命”是怎样地可怕。固原县在宁夏是人口最多的一个县,又是地区所在地。因而,1957年反右时,此地也搞得很凶,一共划了一百一十七名右派分子。现在经过复查,除一人属历史分子、一名是定为右派分子后重新的现行分子外,其余一百一十五名全系错划。
其实那两名右派分子当时也是划错的,仅因他们另有罪行未予改正罢了。要说扩大化很难说通。就算那两名划对了吧,扩大面也达到了百分之九十八点三。固原是个聚居区。解放后,这里的宗教上层少数反动分子曾煽动过好几次叛乱事件。但在解决叛乱事件中,存在着严重的扩大化。办案中,重口供,轻证据,甚至根本不要证据,大搞刑讯逼供,只要你承认了,就定为分子,叫做“摇头不算点头算”,有些村庄,竟然逼出好几个“军长”、“师长”,打击面之大,全国历次运动所罕见。
自从1972年解决固原地区平叛扩大化问题以来,经过对“五八”、“四二”、“六一”三次事件的复查甄别,仅固原一县原定的四千零二十三名分子,已经纠正的三千八百人,占当时所定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九十四点五,其他人还在进一步复查中。还有不少人虽然未戴上帽子,也作为“内控”对象。就按上面的人数算,扩大化之严重,已经十分惊人。而且受打击的几乎全系农村干部和普通农民,以致好长一段时间许多队选不出干部,发展不了党员,没人出去当干部、当工人、当兵。如果把受牵连的家属子女算上,受打击人数至少有五六万人之多。
1960年,正是固原人民处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宁夏又搞了一次“反坏人坏事运动”,简称“双反”。这次运动,完全是人为制造的,凡发了一句牢骚的,说了几句真情的,或因为饿得不行偷了队里一点土豆什么的,全部当做“坏人”打击。而什么叫“坏人”,又全无标准,可以随心所欲,指鹿为马。打击面之大,手段之残酷,骇人听闻。大批人被押进监狱,监狱满了,就临时搞劳教队。至今二十年过去了,此案复查工作都未搞完。仅据固原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受理的五百一十三名职工、干部的复查结果统计,除当时被批斗的一百九十八人外,给予劳改、劳教、法管、集训及各种党纪、政纪处分的三百一十五人中,现在仍认为处理正确的三十七人,占处理总数的百分之十一点七,冤假错案率达百分之八十八点三。此外,农村中尚有八百三十七人,复查情况还未汇总出来。
一次运动,又打击了一千三百。1963年至1966年,固原县除分期开展了南郊、头营、张易、红庄、西郊、河川六个公社的点上社教外,并先后分九批开展了三轮面上社教。在社教运动中,夸大了阶级斗争形势的严重性和干部队伍中的所谓“思想上和平共处,经济上马马虎虎,上稀里糊涂”,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基层干部队伍看得漆黑一团,当做了矛头所向的主要目标,用错误的方法对待干部,大伤了干部的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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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比饮料一样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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