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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1949年11月6日，周恩来设宴款待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原和谈代表。在谈及国共两党的特务斗争时，周恩来指出：我们诚心诚意地同合作抗日、合作和平建国，但硬是要、打内战。我们为了人民的利益，决不能听之任之。我们在军事上、上是这样，在情报上也是这样。周恩来强调说：“我们是依靠，不搞下流手段，同的特务工作有本质不同。”

周恩来的这番话阐明了一个深刻道理：特务的性质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特务的手段有正当与下流之别。

长期以来，许对特务的认识存在误区，他们把、谋杀、破坏等所有令人生厌的词汇与“特务”联系起来，把特务活动看成是充满智谋而又不甚道德的诡秘行为。在他们看来，“特务”只能属于反动和军队，而进步组织和军队是没有或万万不应该有的。

实际上，特务活动是国家或阶级集团的基本职能之一，是国家或阶级集团活动的特殊手段。任何国家和阶级利益集团要生存、发展和壮大，必须探知其他国家或集团对自己的态度和图谋，了解对方、军事、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变化情况。特务活动就是国家和集团的、军事、经济、科技等活动的特殊方式。特务活动不能决定历史的进程，但重大的特务事件却可能影响历史的发展。

由于国家和阶级性质不同，决定其特务活动的动机和手段不同。评价特务活动的正义与非正义性，特务手段的正当与卑劣性，唯一的标准，是看特务的阶级属性，是看其为哪个阶级为什么样的服务。为争取和维护无产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实现民族革命、保卫人民当家作主的、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而进行的特务活动，就是正义的行为，其特务手段也反映着必要性和正当性。而为侵略扩张称霸或专制统治集团服务的特务行为，则是非正义的，其特务手段则往往是卑劣下流的。正确区分特务的本质，才能对特务和特务活动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舞台上出现了两大性质全异的特殊组织，一个是中国特务科，一个是中国国民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两大组织几乎同时出现，并从产生之日起，便为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开始了正义与邪恶的大较量。

统治集团的特务活动，因效劳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统治，违背历史潮流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以是非正义的，其特务手段难免下流、卑鄙。

中国党为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统治，为建立真正共和国而进行的情报活动和保卫工作，则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潮流和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因而其特务行为和保卫手段是必要的和正当的。

本书研究的对象特科，即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在隐蔽战线上组织和领导的一支精悍的“”。特科的活动，就是周恩来领导的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一种特殊斗争。

周恩来不仅是伟大的家、外交家、军事家，而且是中国党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的开创者和领导者。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特科犹如一柄刺入敌人的利剑，机智勇敢，神出鬼没，以正义的带有传奇色彩的卓绝斗争，保卫了和的安全，牵制和消弱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统治的力量，为中国人民自由正义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毫无疑问，作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科正义而神圣的斗争，是应予整理和研究的；特科英勇无畏和拼搏创新的精神，是应予继承和发扬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副总参谋长农将军在病逝前夕致函和杨尚昆，他“要求将特科的斗争历史，尽可能加以搜集，汇编成册”。他的这一建议得到批准。

然而，时至今日，对特科的研究仍处于近乎空白的状态，只有屈指可数的几种记实性书籍和为数不多的文章。以至于在今天的读者中，甚至在大史系的学生中，特科的历史依然是相当陌生的东西。这与特科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是极不相称的。

笔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读河北大史系期间，对特科的斗争历史也未曾与闻。1984年毕业留校从事《中史》《中国革命史》等课的教学工作之后，才开始对特科日有所知。在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责任感驱使下，笔者积极搜集相关资料，并将之融入课堂教学之中。特科既惊心动魄又鲜为人知的斗争事迹，深深震撼了青年学子的心灵。学生们如痴如醉的听课表情，进一步激发了笔者研究特科的热情。到90年代初期，终于写就有关特科的书稿，虽一直未能发表，但每学期涉及白区斗争内容的几次课上，大学生澎湃的已足以补偿了笔者付出的心血。2004年底，在同事们的一再鼓励下，笔者振奋精神，在原稿基础上，把新近十余年搜集掌握的相关资料梳理考证，分析研究，重新写就了这部《伍豪之剑——周恩来率领的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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