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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早年两度留学日本，悉心研究各国宪法及政体，系国内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的第一人。他笃信君主立宪，并因此为袁世凯称帝摇旗呐喊。袁世凯曾亲书“旷世逸才”赐赠，并封其最高爵位“文宪公”，以示宠信。袁氏死后，杨度即被通缉，曾有提议诛杨度以谢共和。通缉解除后，杨度旋又成为曹锟、张宗昌、张作霖等军阀巨头的座上宾。1928年，杨度移居上海，又成为帮会头领杜月笙的清客。长期以来，杨度给人留下了“臭名昭著”的“反动政客”的印象。但事实上，这种印象反映出人们对杨度尚缺乏深刻了解。

在中国由专制向转型的社会大背景下，杨度的一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作法，恰是其对救国路径探索之艰难的写照。当他意识到依靠军阀势力难以实现自己改造中国的抱负之后，他便把最后的智慧献给了最能代表其理想与性情的尚处于“地下”的中国党，从而为其终生探索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捕，杨度四处奔走，多方营救。李大钊牺牲后，他变卖家产，“毁家纾难”，周济死难者家属。1928年他又到上海寻找。他设法与陈赓取得联系，表示为了挽救中国，原尽一切力量为党工作。周恩来得知此事非常重视，亲自做杨度的工作。1929年，经周恩来介绍和批准，杨度成为秘密党员，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飞跃。

与杨度保持单线联系的始为陈赓，继为情报科第二任科长潘汉年，最后为夏衍（沈瑞先）。这样，杨度便成为特科在派势力中的极为重要的关系。

杨度住在法租界薛华路（今建国中路）155弄13号，这是杜月笙赠予他的一座小洋房。杨度利用杜月笙令人敬畏的社会地位和此宅的地利之便，把这里变成了上的一处可靠的避风塘。特科人员多次在此送转情报，被追得无路可逃的干部也曾匿身其中，令吁吁赶来的巡捕悻悻而归。

杨度晚年不惧风险，为隐蔽战线发挥了别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1931年杨度病逝上海。

综上可见，情报科的触角已广泛深入到各种社会势力之中。

特科情报科采取的上述深入敌人内部的进攻策略，使在白色恐怖之中信息灵通，耳聪目明。几年内，情报科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掌握了特务机关、警察局、警备司令部、宪兵队、党部和租界里的包探、巡捕以及社会上的帮会、地痞、流氓的动向及其活动规律，在中外反动势力中布下了众多耳目，为获取了大量机密情报。情报科的这些努力，保证了能够在诸多关键时刻，及时决策，及时实施，从而有效地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保护了机关和的安全。

2、双重鲍君甫

双重即具有双重身份的，又称两面、逆用。如果一个为相互敌对的两个机关服务，或者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的真服务，这类即被称为双重。

从双重的定义可以看出，双重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表面上为某国家或集团的情报机关服务，而实际上在为另一国家或集团的情报机关服务，我们不妨称之为“形式性双重”。一种是同时效劳于两个对立的国家或集团的情报机关，我们不妨称之为“实质性双重”。

在当年国共两党的秘密战线上，双方进行着情报与反情报、与反、渗透与反渗透的激烈角逐和无情厮杀。在这场特殊的较量中，也产生了一些双重。

这些双重时刻面临着生与死的抉择：是选择正义，还是倒向邪恶？这一根本价值取向随时考验着他们的灵魂。

鲍君甫即是一位选择了正义的形式性双重。他名义上是上海最高特务首领——国民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实际上是特科在敌特内部的重要关系和真挚朋友，他为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鲍君甫（在特务机关化名杨登瀛），又名刘君珊，1901年生于广东省中山县，自幼留学日本，肄业于明治学院（一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几年的日本活，使他成为名副其实的日本通。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鲍君甫回国，在上海一家日本洋行任高级职员，同时为几家日本通讯社撰稿。他在日本时期受到日本主义者河上肇的影响，接触过主义学说，思想倾向革命。1924年鲍君甫加入。1925年他参加了“五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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