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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代英首先觉察出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并在1930年4月党的会议上予以公开的批评。李立三则给他扣上“调和主义”、“机会主义”的帽子，并采取惩办主义措施，最后把他下放到沪东区，担任沪东区行动委员会书记。恽代英保留己见，服从决定。他立即搬进闸北贫民窟，换上工人装束，开始了第一线的斗争。

恽代英是一个深为所痛恨的党人。早在黄埔军校时期，他就与邓演达、张治中、高语罕被视为“黄埔四凶”；大革命失败后，他又成为重赏缉拿的要人之一。

这样一位重要人物，被推到斗争最前沿工作，整日活动于敌人的眼皮底下，自然增加了被捕的危险。恽代英对自身的处境是十分清楚的，他曾对妻子沈葆英说：“我不能力挽狂澜，只能献身堵口”，只要“能够增长同志的智慧，擦亮勇士的眼睛……我为此而献身，也是死得其所！”

人们知道，恽代英戴有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可以说眼镜是其突出的相貌特征。为了避免引起敌人注意，他在活动时总是摘掉眼镜，并穿上工人服装。

然而，事与愿违。

1930年5月6日下午，恽代英带了一包匆匆赶往位于杨树浦韬明路（今通北路）的老怡和纱厂（今上海第五毛纺织厂），准备与他人联络。当接近厂门口时，突然遭遇巡捕“抄靶子”（即搜查行人）。恽代英由于没戴眼镜，等发现情况时已经来不及躲避。他见已无法脱身，就和巡捕扭打起来，在扑打中他乘机自伤毁容，使人难以辨认。巡捕从他身上搜出了，遂以此为据，将其逮捕。

恽代英先被关押在公共租界老闸巡捕房。在这里，他被打得鼻歪脸肿，遍体鳞伤，但他坚不吐实，没有暴露真实身份。次日，恽代英被以党嫌疑犯名义引渡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他立即通过这里可以信托的关系，以“王作霖”名义，给外面党组织带去一封信，要求根据他提供的情况采取营救措施。

特科获悉后，立即以总务科为主展开营救工作。

不久，淞沪警备司令部军事会审法庭开庭。由于特科多渠道的营救，加上敌人没有得到有力的人证和物证，恽代英的回答又措辞周密，最后法庭只能抓住那包，以“参加为目的的”为罪名，把他当作普通工运活动分子判处5年徒刑。

6月3日恽代英被解到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即漕河泾监狱）第六工场。

与此同时，特科继续努力，他们通过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向各方疏通，使恽代英很快得到减刑。洪扬升回忆说：“当时，一个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特科的同志找到老闸捕房的探长尤阿根‘打招呼’，自称恽代英是他的‘表兄’，请他卖个情面。于是，恽代英被从轻判处3年徒刑，转押到苏州陆军监狱。”

1930年8月中旬，周恩来从苏联回国至沪。得悉恽代英被捕入狱的情况后，周恩来焦急万分。他批评了李立三把恽代英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下放到容易暴露身份的岗位的作法，向提出要利用一切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救出恽代英。遂委托周恩来全权负责这项营救工作，并责成顾顺章具体执行。特科营救恽代英的工作便加速开展起来。

特科对恽代英的营救采取了多种办法，其中两项措施对营救工作的顺利进行起了很大作用。

一是花钱收买敌方人员。周恩来回忆说：党曾想尽办法营救恽代英，花过很多钱，打通了上下关节。

二是利用的关系。江苏省高等有一个法官是特科的地下关系，陈赓通过这个法官的辩护，使恽代英的再次减刑成为可能。

另外，中国革命互济会也为营救恽代英进行了多方活动。

在特科的努力下，恽代英的所谓徒刑，最终减为几个月，到1931年5月即可取保获释。

在营救恽代英的同时，特科也把营救情况设法通知了狱中的恽代英。他们先是让恽代英的学生黄静纹（闸北区第一街道支部书记）以亲属名义去苏州探望恽代英，向其暗示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稍后，周恩来又让洪扬升去苏州给恽代英送去路费，并嘱其出狱后要乘船或步行去上海，不要坐火车，以免途中遇到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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