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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办公室主任给了我一封信，要我看了信后到写信者家理去一趟。我漫不经心地翻开这厚厚一叠信纸，才看了两页，就被信中所叙述的内容深深吸引住了……

写信者叫洪扬生，是一个1924年入党的老党员，以后担任过的交通员。1928年11月，局常委决定成立由向忠发、周恩来、顾顺章叁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负责的保护工作；特委下设特科，由顾顺章负责。特委是诀策机构，特科是行动机构，就好比一个人，特委是头脑，特科是人的手和脚。特科成立不久，洪扬生便调入特科，担任特科一科的负责人。1930年前后，特科所做的每一件工作，所进行的每一件锄奸案，几乎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尤其是他亲自参加了由周恩来（党内又称伍豪、周少山等）、康生（当时名叫赵容）所直接指挥的处置大叛徒顾顺章的事件……

1930年前后是中国党历史上的多事之秋。1927年“八七”会议以俊，各机关陆续搬迁到了上海，党的工作实际上分成了苏区工作和白区工作两部分。苏区工作即有、、彭德怀等领导的苏区，许继慎、郭述申、徐向前等领导的鄂豫皖苏区，贺能、周逸群等领导的湘鄂西苏区等；白区工作即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地下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其它革命活动，但党的工作中心无可争议地是放在白区的。党的六届一中全会产生的五位局常委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项英，无一例外，都留在白区。由十四人组成的局，除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外，其馀都在白区，而且几乎都住在上海。蒋介召集团对中国党人采取了极其残酷的政策，即所谓“宁可错杀叁千，不可放过一个”。“四．一二”清党以后，直接死在屠刀之下的党的领袖人物便有李大钊、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蔡和森、向警予、澎湃、杨殷、夏明翰、恽代英等数十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由于叛徒而被捕牺牲的，这就迫使中国党人不得不采取同样的血腥手段严惩叛徒，以血还血，以牙还牙，以求生存。特科第叁科（又称打狗队、红队、红色恐怖队）就是手中一柄出鞘的利剑！

1929年3月，内部集团与桂系军阀集团之间爆发了战争，史称“蒋桂战争”；1930年5月，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又爆发了规模空前的战争，史称“中原大战”。这场大战双方投入了一百多万兵力，足足打了半年多的时间。红军趁此机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当时在上海地下担任局主席的是向忠发，他工人出身，做过船工和码头工人，大革命期间担任过湖北总工会负责人。有人说他工作能力不强，大字不识一个。据当时担任委员的女工张金保回忆：向忠发还是有一定工作能力的，他识字不多，但口才很好，六届叁中全会上作报告（当时通常称总报告），他看着字写得很大的报告提纲，滔滔不绝地讲了几个钟头……但与周恩来、瞿秋白、李立叁等相比，向忠发自然是相形见拙了。当时周恩来担任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实际上主持上海地下的工作。1930年3月间，周恩来去苏联和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地下的实际领导便落在了当时担任局常委和宣传部长的李立叁身上。李立叁从“左”的急进路腺出发，夸大了当时出现的大好革命形势，在6月11日召开的局会议上，通过了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诀议。7月下旬，由彭德怀指挥的红叁军团一度攻克长沙，李立叁兴高采烈，在8月初召开的局会议上作出决议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并要求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统一领导党、团和工会的工作，并提出了准备全国的详细计画，重点是武汉、南京和上海总同盟……按照计画，各地纷纷组织武装起义，结果大多失败，损失惨重。

1930年8月，周恩来携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匆匆回国，19日（一说20日）到上海，当即与李立叁碰面，严肃批评了李立叁。8用22日和24日，局在雪南路47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局机关连续召开两次会议，周恩来传达了国际的指示，再一次严肃批评了李立叁。8月26日，瞿秋白也从苏联回到上海，在周恩来、瞿秋白的批评帮助下，李立叁认识了自己的错误。经过了一个月的酝酿准备，在上海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一所临时租用的洋房内召开了叁中全会，会议从9月24日到28日开了五天，出席会议的有委员14人，其它代表22人。全会通过了《关于形势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同时改选了委员会和局。被选为委员的人有李（罗迈）、贺昌、陈郁、邓发；候补委员有、陈云、林育英、陈潭秋、恽代英。重新选举产生的局委员为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项英、张国焘（化名特立）、关向应、李立叁；局候补委员李、徐锡根、卢福坦、罗登贤、温裕成、、顾顺章。10月3日在局会议上，决定李立叁去苏联；由周恩来、项英、叁人组成苏区局，先派项英去江西苏区，实际上周恩来的工作重心也即始转移到苏区去了。更重要的是，已开始意识到苏区工作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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