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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科从1927年11月成立到1935年9月解散，共近8年的历史。以1931年12月周恩来离开上海去往苏区为时间界限，特科的历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1927年11月至1931年12月；后期从1932年12月至1935年9月。特科前期的历史，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卓绝奋斗史。本书研究范围，即系特科这四年的斗争概况。1932年初围绕“伍豪事件”的斗争，在时限上虽属于特科后期的活动，但事件本身和辟谣过程都与周恩来及其领导的特科直接相关，故亦把之纳入本书范围。

本书属于历史著作，所述皆有根据。

笔者赋予拙著的使命主要有三：一是弘扬特科保卫及其的历史功绩；二是聊以告慰曾在特科战斗过的革命先烈和革命先辈；三是权充引玉之砖，以推动对特科的研究。

囿于写作能力和资料局限，尽管笔者尽了最大努力，但拙著对特科历史及其事迹的叙述和研究，仍难免挂一漏万，甚至失之偏颇。在此诚请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一、特科成立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中国党是从两条战线上开展对敌斗争的，即在为代表的党人同反动派进行公开武装斗争的同时，周恩来为代表的党人则同中外反动势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隐蔽斗争。

大革命失败以后，城市中敌我力量对比极为悬殊，严重的白色恐怖和来自党内部的叛卖逆流，极大地威胁着的生存。为了保卫机关和的安全，一个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和指挥的中国党从事保卫和情报工作的专门机构——特务科应运而生。

1927年11月，周恩来在与南昌起义部队离散后绕道香港展转至沪，自此到1931年离开上海去往苏区，除两去苏联历时一年外，在隐蔽战线上共战斗生活了三年左右。在这条特殊战线上，周恩来的一项重要工作即是创建特科，使在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得到安全保障。

1、白色恐怖笼罩全国

1927年7月2日傍晚，大上海风雨交加。

雨幕中的四川北路志安坊190号。这里是江苏省委代理书记赵世炎的住处。

狂风暴雨中，赵世炎正在急匆匆赶回住所。

他不知道，此时警探正蹲守在他的家中。因风雨太大，他也未看见，焦急万分的妻子夏之栩和岳母夏娘娘在他踏进门口时，便奋力开窗抛下了报警的花盆。

赵世炎被捕。

7月19日清晨，这位只有26岁的领袖在枫林桥畔凛然就义。据说，英雄的头颅被砍下之后，烈士的身躯仍久久不倒——反对专制的意志之坚，令刽子手胆寒。

赵世炎只是被统治集团的无数人士之一。

和汪精卫相继“清党”、“分共”背叛革命后，在中国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制统治。1928年8月，召开二届五中全会，宣布实施“训政”。在国民常务委员会当年10月通过的《训政纲领》中规定，“训政”期间，“由中国全国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全国闭会期间，“以付托中国国民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国民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而由国民会议“指导监督国民重大国务之施行”。1929年3月，“三大”进一步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始得享受中华民国国民之权利”；对“中华民国之治权”，要由“独负全责”。这样，完全剥夺了全国人民应有的自由权利。1931年5月，主持的国民会议通过《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的统治。在这次国民会议的开幕词中，公开主张实行主义。

在此以后，组织其党徒和御用文人，通过工具掀起一场宣传主义的狂热。还多次组织考察团去德国、意大利学习统治术，派人前往受训，并聘请一批德国分子任的顾问。与此同时，还强化了军事力量，据1929年3月官方资料统计，全队达200万人，常备军数量之多，在当时世界各国中是少有的。从1928年开始，又陆续建立起庞大的特务组织，为其专制统治服务。

为了维护其专制统治，大肆党人和进步人士。为首的南京成立后，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如在《通缉党首要令》中，开列了193名党人和左派名单，叫嚣要从严拿办。在《处置党首要分子通告》中宣称：“中国党首要危险分子经党部举发者，由就近军警分别看管监视，听候处分。其有叛乱行为业已昭著者，系属内乱罪犯，应惩办。”总之，“在‘清党’以后的党国里，讲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 据“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反动派的党人和革命群众达31万，其中党员为26000余人。1928年6月30日，周恩来向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作了组织问题报告。他那激愤的声音久久在与会代表的心中回荡：自、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以后，“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而仅有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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