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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说一说鲍君甫后来的境遇。

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后，特科马上考虑到鲍君甫的处境，陈赓曾亲自通知他转移。但鲍君甫自恃有包括张道藩在内的多种关系能够对付这一事变，故没有隐蔽，结果被捕。因顾顺章告密，特科在敌特内部建立的这个重要特情关系被彻底破坏。

在狱中，鲍君甫坚不吐实，失口否认与的关系，没说出党任何机密，使得特务机关一无所得，无可奈何。经六年关押，1937年鲍君甫获释出狱。此后他完全脱离了特工系统，与也失去了联系。

全国解放以前，鲍君甫曾再度受用，被张道藩安排在南京感化院任院长，但这一经历并不长。1949年占领南京时，鲍君甫已是一介平民，靠在南京街头摆小纸烟摊维生。

建国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运动，鲍君甫因担任过的职务而被南京市局逮捕，并很快被移送。经有关领导审批，准备对其处以重刑。鲍君甫则称自己曾参加过党，对党贡献颇大。他说：他于“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参加党。1930年至1931年派我当党部组织部调查科驻沪办事处主任，担任这个职务是经过批准的，由陈赓同志直接领导。凡有搜捕中员时，我总是事先通知陈赓，由其转知躲避。后因叛徒顾顺章告密，我始被逮捕，先后押在南京白下区羊皮巷、瞻园路等处。在狱中遇到了陈赓，他是后捕进来的。至1937年我被释放后，即与失去联系。我对党贡献甚大，决无叛党组织情事。” 鲍君甫要求陈赓作证。

南京市人民鞠院长：

10月29日（51）刑字5237号公函接悉。关于鲍君甫（又名杨登瀛）之供词是否属实一事，据我所知，鲍确系1927年起即与我党，1931年以前在工作上曾和我联系，在此期间对党贡献颇大。我被捕时曾在南京宪兵司令部与他同狱，此时表面上还好。以后任伪感化院院长，据说表现不好。其他详情不知……仍以注意，管制为好。

特此函复，并致敬意！

陈赓

11月24日

陈赓这封信，明确指出鲍君甫曾经“对党贡献颇大”，这是对鲍君甫当年行为的客观评价。

南京市在审理鲍君甫时认为，鲍君甫虽担任过感化院院长，但并无重大罪恶，且几此释放感化人员。观其一生，功大于过。1952年1月25日，判处鲍君甫管制一年，当场释放。

鲍君甫获释后，生活窘迫。时任司法部副部长的陈养山获悉后致信南京市局，强调“鲍君甫在大革命后对我党的保卫工作有很大的贡献，而且营救了我党许多负责同志。由于他的情报，使我们首长脱险了，如李，聂等。（他）被逮捕后未供出什么，早一段历史有很大功绩……”他希望南京市局对鲍君甫给予照顾。

陈赓和陈养山等一直关心着鲍君甫的生活问题。1955年5月起，经陈赓提议并征得农、罗瑞卿同意，由南京市局每月发给鲍君甫生活费100元，次年又增加了50元。1956年3月，陈养山专程去南京看望鲍君甫，并邀请其赴北京参观。当月鲍君甫来到北京，受到陈赓、农、陈养山、安娥等老朋友的会见。陈赓等为其添置了呢料制服、皮鞋等物，还在北京协和医院给他装了假牙。鲍君甫在北京逗留两周后高兴而归。

鲍君甫回宁后，“疚疾复发”；其夫人也因腰疾而卧床不起，全家生活状况依然艰难。他在12月27日给安娥的信中提到“入冬以来，御寒衣物深荷照顾，然以久处艰困，虽稍有添补，难期周全。”当年在叱咤风云的鲍君甫不得不向故知索要过冬衣物。

“”开始后，鲍君甫再度被“揪”了出来，“被斗的厉害”。

1969年，鲍君甫在南京故去，时年68岁。垂危之际，他再三对自己的子女说道：“我不是特务，也不是什么内奸，周恩来是知道我的……”

3、警备司令部密查员

1930年5月初。

上海龙华古寺北侧，围墙高筑，哨卡林立，大门口的木牌上刻着七个大字：“淞沪警备司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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