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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备司令熊式辉与通话完毕，立即吩咐副官：“马上把第4号密查员找来！”

时间不长，被称作“第4号密查员”的一位精明干练的中年人便出现在熊式辉面前。

熊式辉热情招呼对方坐下，随即向其交办任务：“党要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此事关系党国安危极大，委座至为关切，传谕‘如能侦破，奖赏50万元。’委座这张支票是保证兑现的。”“如果布置得周密，能把他们一网打尽，你的功劳其大无比。”

第4号密查员信誓旦旦地向熊式辉作出承诺。

一走出警备司令部，第4号密查员立即驾车出发。他绕了几个地圈子之后，便直奔特科。

原来，这位得到警备司令信任与重用的“第4号密查员”，正是特科情报科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宋启华。

淞沪警备司令部位于上海徐汇区龙华镇龙华寺以北。这里原是一所兵工厂，1927年白崇禧率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后，在此设立了警备司令部，不久改称卫戍司令部，1928年4月又改称淞沪警备司令部。

淞沪警备司令部是一个关押、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活地狱。其男牢、女牢后面的一大片空地，即是残害进步分子的刑场。无数革命烈士的鲜血，浸透了这里的土地。从1927年至1937年，这里被囚禁过的党人和革命志士达9000余人，惨遭杀害者800。

在淞沪警备司令部拘留所的墙壁上，曾写有两首诗。一首是歌颂党人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的，诗曰：“龙华千载仰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终。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一首是痛斥贪生怕死的丑恶行径的，诗曰：“不顾前途甘做狗，人情变幻若秋云。算来出路有多少，刁兔死时走狗烹。”这两首诗，鲜明地反映了人们对志士和败类爱憎分明的内心情感。

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的党人，大概有三种处境：职位较高者，关押一两天，即让法官“验明正身”，予以杀；职位次要者则关押数日后，转解南京囚禁；较不重要者，即留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审理。

淞沪警备司令部不仅是吞噬革命志士的地狱，也是导致革命者蒙难的魔穴。不少变节叛党分子把向该司令部告密视为叛卖灵魂的重要渠道，想方设法为其提供情报；警备司令部的高级特工“密查员”，则如寻觅猎物的鹰犬一般，探消息、查线索，搜人捕人，不断加害革命。

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大机关和人士的安全系数，尽可能地减少革命的损失，特科决定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以相机截获情报，营救同志，严惩叛徒。

特科情报科成立后不久，便寻找到一个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的机会。

1928年9月，淞沪警备司令钱大钧改任南京陆军总部总参事，由国民革命第13军副军长熊式辉继任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字天翼，江西省安义县人，生于1893年，1915年毕业于保定军校第步兵科。

一个偶然的机会，特科情报科的宋启华获知了一个接近熊式辉的方式。

原来，熊式辉求学保定军校时有一位浙江籍老师，此时任的高等顾问。该人是一个乡土观念和宗派意识很强的官僚，只要拜其为师并给他一定好处，就容易被其举荐为官。恰好宋启华也是浙江诸暨人，与该人可谓老乡。这确是特科打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难得时机。

陈赓听了宋启华对这一情况的汇报后非常高兴，当即鼓励他抓住机会大胆一试，争取打进敌人这一重要机构。

宋启华经过一番准备，便向熊式辉当年的这位老师递生帖以及1000多元的押金和酒席费，拜其为“师”。果然，该人收下这个“”以后不久，便把宋启华介绍到熊式辉。熊式辉见是自己老师保荐来的人，想必信任不疑，很快就发给“师弟”宋启华一个职务：淞沪警备司令部第4号密查员。

宋启华“上任”后，利用自己“警备司令部密查员”的公开身份，积极同外国租界巡捕房和上海系统联系。时间不长，便与法租界巡捕房探目范广珍、公共租界老闸捕房探长尤阿根等结识。

范广珍又名范伯傅，浙江绍兴人，巡捕出身，已经在法租界孩。进入老闸捕房前后，他还参加过青洪两帮，有徒弟5000余人。此时尤阿根已是老闸捕房刑事股总探长（此人在1939年被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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