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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时是重要人物。他1904年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今汨罗县），1920年加入等组织的研究会，不久由该会介绍去上海，入上海主义小组开办的“外国语学社”学习俄语，准备赴俄学习。在沪期间，他加入了青年团，还参加了上海研究会的活动。1921年春天，任弼时与等到达莫斯科，进入“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22年初转为中员。在俄期间，他系统学习了主义学说，研究了十月革命经验和的策略思想。1924年回国，次年初，任团组织部长，不久又代理团书记。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马列主义，批评党内右倾错误。1927年在“五大”上，任弼时当选为委员，在随后召开的“四大”上，当选为团书记。在“八七”会议上，他当选为临时局委员。1928年在“六大”上，继续当选为委员。1929年8月任弼时担任江苏省委代理书记。同其他要人一样，任弼时是中外反动势力重点缉捕的对象。

在此次被捕前一年，即1928年10月，任弼时曾在安徽被捕，度过半载铁窗生活，屡遭酷刑，几次昏厥。这第二次被捕距上次出狱才过半年，身体尚未复元。

得知任弼时被捕的消息后，周恩来亲自向特科部署营救工作，由特科总务科负责具体实施。

特科接受营救任弼时的任务以后，很快便通过特情关系鲍君甫，了解到任弼时被捕的经过。

原来，任弼时开会的地点——靠近杨树浦工厂区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会前已被公共租界巡捕房侦知。在任弼时尚未到来之时，巡捕房巡捕已逮捕了先到的三位与会者，并在该机关内设下埋伏。在巡捕们的钳制下，警报信号也未能发出。

任弼时来到该机关后，见门上并没有显现出事的信号，以为一切正常，便在风雨中疾步登上台阶扣响了大门。门刚打开一半，他发觉情况异常，转身即欲离去，但为时已晚，双臂被门后闪出的暗探紧紧扭住。

一个便衣巡捕逼迫住守该机关的郭亮烈士的遗孀李灿英说出任弼时的姓名和身份。李灿英一口咬定“不认识”。但恰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李灿英有个三、四岁的儿子，名叫郭志成，他非常熟悉和喜欢常来自己“家”中开会的任弼时。雨雾中，小志成辨认出了自己的“任叔叔”后，便一下子扑了过去，亲热地依偎在任弼时身上……

这一意外之事，无疑证实了任弼时的来意。巡捕们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囚车一声尖叫，任弼时被押到江山路巡捕房拘留室。

鲍君甫告诉陈赓，租界当局对任弼时的审讯获得两条线索，一是任弼时的“口供”：他叫“彭德生”，江西人，是到竞业里找亲友介绍职业的失业青年，因找错门牌而无辜被抓。二是从他身上搜出了一张写有“培德路培德里号”地址的电车月票。

特科对任弼时的营救是多方面进行的。陈赓一面转告江苏省委，让陈琮英马上搬到任弼时电车月票上所写的住处，以应付敌人的查问；一面让鲍君甫去公共租界找关系斡旋。同时，总务科还请来上海著名潘震亚出庭辩护。洪扬升还对巡捕房探长陆连奎施加“贿赂”，他直接把100元钱买通了陆连奎。

关押任弼时的囚室是一个三面环墙，一面铁栅栏的大统间，同任弼时关在一起的是“同案犯”周朴农。周朴农化名周阿康，此前系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长，曾在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开设的内山书店当过职员。乘看守不备，任弼时叮嘱周朴农：彼此要装作素不相识的样子；要注意隐蔽，坚不吐实。

开始，敌人并没有轻易相信任弼时的“口供”。他们先是对其皮鞭抽打，拳加，企图用毒打迫使他说出真情。但任弼时视死如归，以超人的意志顶住了敌人的逼供。

敌人黔驴技穷，便拿出看家本领，对任弼时动用起他们所谓的最新侦破技术电刑。电刑是用现代文明成果发明的一种极端野蛮的刑具，它可使受刑者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神经系统陷于混乱状态。意志薄弱者很可能被这种残忍刑具所征服，在极度痛苦和意识混沌中吐露实言。但是，真正的党人是直面任何酷刑而无所畏惧的。电压一次次升高，任弼时对革命事业的忠贞，使他最终战胜了眼球欲暴、脑壳欲裂，以及两个电极“在他背上烧了两个拳头大的窟窿，鲜血淋漓” 等各种难以名状的痛苦，没有讲出的半点秘密，充分显示了一个党人的革命气节。周朴农同样经受住了酷刑，与任弼时一样坚贞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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