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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杂谈  发布时间:2017-01-20 09:23:50  来源:网络整理

上海这种严峻险恶的斗争环境,要求必须迅速建立和完善一个保卫和情报机构,组织起一支精悍的机动力量,专职负责机关和的保卫工作。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机关和领导成员的安全,使能够在蛇蝎出没的站稳脚跟,有效地领导中国革命。否则,就会因失去了安全的屏障而处处遇险逢恶,难以正常运转。

适应中国革命隐蔽战线上的这种特殊需要,特科应运而生。

2、伍豪组建特科

1927年暮秋,上海。

花木枯萎,黄叶飘零。

不时有红皮钢甲囚车在街头呼啸而过,凄厉的警笛令人不寒而栗。

一队队巡捕、警探以鹰隼般的目光四下搜寻,到处要人和其他革命人士。

大自然的萧条景象和人世间的白色恐怖交织一起,笼罩着这座东方大都市。

11月上旬,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打破了这严酷的氛围,通过隐蔽渠道,秘密传递到刚刚迁至上海的:伍豪已经到达上海!

“伍豪”是一个使人士肃然起敬的名字,这个名字蕴涵着忠诚、智慧、能力和希望,它使敌人心惊胆战,令同志勇气倍增。

中内高层都清楚,“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之一,它是五四运动时期周恩来在天津组织革命团体“觉悟社”时用的代号。中内高层还知道,少山、冠生、大美、胡公等都是周恩来在隐蔽战线的化名。

周恩来到达上海,使白色恐怖中的高层有了主心骨。

此时的周恩来脸色碧青,憔悴不堪。

一个月以前,南昌起义部队在广东池尾莲花山地区被冲散。当时周恩来正患恶性疟疾,高烧40℃,连稀粥都喝不下,时而清醒,时而昏迷,口中不时发出“冲啊!冲啊!”的喊声。混乱中给他抬担架的人也不知去向,守在周恩来身边的只有叶挺和聂荣臻二人。他们地理陌生,又不通方言,三个人只有叶挺带着一支小,连自卫的能力也没有。

正在他们陷入困境的关键时刻,幸而遇到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在当地党组织帮助下,周恩来疗养了十多天。之后,由杨石魂护送,周恩来同叶挺和聂荣臻乘一条小船漂向香港。

几十年后,聂荣臻回忆这段经历说: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栓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周恩来等九死一生的经历,正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风雨飘摇、充满艰难险阻的缩影。

周恩来到达香港后病情仍很严重,经半个多月的治疗,健康状况才有所好转。这时,发来通知,要他务于11月7日前赶到上海出席会议。于是,周恩来便拖着病体从九龙深水?冻舜?鄙希??±Э啵?纷?孛芾吹缴虾!?br>11月9日和10日,周恩来出席了为期两天的临时局扩大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由国际代表罗米那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认为,“现实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的革命”,并由此规定了全国武装的总策略。这就错误估计了全国革命的形势,混淆了革命与革命的界限,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

会议还通过了《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政策,给周恩来为书记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但周恩来特有的人格魄力和各方面的才干早已得到人们公认,在会上又与罗亦农一起被增选为临时局常务委员。

很快,周恩来又被委以艰巨重任。11月14日,临时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调整组织机构,不设部,集权于常委会。在常委会下设立组织局,负责日常工作。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交通、会计等众多的科,分别称作“组织科”、“军事科”、“宣传科”、“军事科”、“特务科”等。会议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和李三人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周恩来分工“主管军事和特务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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