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设立机关、布置会场和组织营救外,总务科还负责对牺牲者的收殓和对其家属的安抚等工作。如对罗亦农烈士遗体的收敛,就是总务科进行的,洪扬生对此回忆说:“1928年4月罗亦农牺牲后,敌人残暴地把烈士的遗体暴弃荒郊,严令不许收敛。我奉命带了两个同志,于半夜三更,找到那个乱坟场,将烈士遗体就地掘土埋葬。”
另外,购置和保管武器以及一些特殊物品也是总务科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购置武器,总务科建立了不少特殊关系,同在上海的外国洋行、军火商人、军阀和流氓等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
总之,特科总务科发挥了“管家”的职能,为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站稳脚跟并正常开展工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汪先生对该问题研究思考之深细,令我汗颜.我说过,"您的问题,有些我也不清楚,有些则将在后面提到,但也未必准确."
先就垂询简复如下:
1."农先行截获并已报告"一事恐不存在.聂荣臻是当事人之一,他在<聂荣臻回忆录>说"钱壮飞同志非常能干,得知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后,因为情况万分紧迫,就立即亲自回到上海,向报告"如有农先行报告之事,聂荣臻是应该知道的.但聂荣臻显然不知此事.
2.武汉电报是直接发给南京"调查科"的.第一当事人蔡孟坚回忆,如顾顺章当时不"说出有钱匪潜伏我机要部门之事,我将立即采(取)防范措施,不用电报报告你(顾)已被捕而愿自首诸情,一切由我面陈当局。"《徐恩增回忆录》也说:"报告顾顺章被捕的电报,就是他(钱)亲手译出,当面交给我的。"
3.至于钱壮飞为什么不直接把顾顺章叛变电告上海一事,可能出于秘密工作单线联系的规定.据蔡孟坚回忆,顾顺章对他说过:"你们一切对付重要资料每日由钱派人送上海租界,由我或周恩来核阅。我在汉口即知你是武汉负责人,就是钱某派其女婿刘骥千(刘杞夫)作交通员逐日自南京、上海,送交国民一切重要情报,连历次军围剿计划加上各地负责人名单。"
以上请赐教
王铁群
四、顾顺章被捕后即被蔡孟坚审讯,而何成浚有没有审讯顾顺章,也存在两种说法。
五、蔡孟坚四月二十六日即飞往南京,究竟是见了还是陈立夫或是徐恩曾?据他自己头天晚上发的电报内容看,他已经怀疑徐恩曾身边有分子,为什么没有对徐恩曾身边可能的分子采取任何措施?
六、徐恩曾究竟是四月二十六日还是二什七日回南京的?钱壮飞究竟是四月二十六日离开南京到上海的,还是二十七日亲自去火车站接回徐恩曾并将电报亲自译出交给徐本人后才离开南京去上海的?
诸如此类的疑问还有不少,以后再向您请教,谢谢。
多谢汪先生的指教.尤其是"不能仅凭一家之言就断定某一历史事件的,必须有多方印证方可基本断定某一件事实。"之言,实属写史要则,可为座右铭.
由于特科资料销毁不少,国安部的资料又不公开,故特科的某些具体事情,要做到"多方印证方可基本断定某一件事实"我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特科某些具体事情的处理,我的原则是不轻易怀疑当事人的口碑资料,在综合现有各种资料的基础上,进行必不可少的考证甚至推断.这样处理,如上我说可能"未必准确",但也只能寄希望新史料的披露了.
当否,请汪先生继续指教.
最近利用闲暇时间搜集有关特科的资料,有不少收获,但随之而来的困惑也增多了。许多资料语焉不详,有些资料之间不但不能相互印证,反而相互冲突,这使我感到, 为了求证特科真实的历史面目,有必要去特科当年的活动场所去寻觅历史的真容。于是,今年五一,我第一站选择了南京。先到原路305号,想看看原中统总部旧址,可是到了才发现,那地方正在拆迁改建,只好失望而归。再到丁家桥,想实地考察一下原部,可原迹也是荡然无存。如此看来,特科在上海的活动旧迹恐怕情形也好不到哪里去。于是,我只好放弃了实地考察的计划,只能在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去发掘了。不过,我不灰心,我想,历史只会被遗忘,很难被抹杀,只要我们能严肃认真挖掘、研究、分析这一段历史,不久的将来, 一部较系统较权威的《特科史》一定能问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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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绝对使一棵大树颓然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