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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莲着名的美国学者、中国通费正清博士也认为是王明一伙告的密。他在《费正清对华回意录》一书中写道：“1931年5位殉难的青年作家，连同英勇就义的19位即将雕去的党，他们实际是一个较大集团的一部分。刚从莫斯科来继任的党领导集团，显然将机密泄露给了，跟他们抗衡的同志，这样既可以把他们除掉，又可以藉殉难者进行煽动，真是一箭双雕。”王明一伙是否真的过何孟雄等？这也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了。但毫无疑问，王明对何孟雄的被捕牺牲是幸灾乐祸的。当时担任江南省委的刘晓回书记道：“记得有一次省委会议上（王明时任江南省委书记──笔者注），王明以紧张的口气提到，特务已经在东方旅社住下，随时可能逮捕何孟雄等人。大家要求省委设法营救，至少先通知有关人员再也不要去东方旅社了。王说：他将与商量，叫省委不要管了。”老党员陈修良在《潘汉年非凡的一生》一书中进一步写道：将这一消息通报省委的是刚调入特科工作的潘汉年，大家听到这一消息都非常着急，王明冷漠地讲：这批人是“反党的右派分子，是进行反党活动才被捕的。这是咎由自取。”

何孟雄等牺牲以后，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等走上了党的极端，组织成立了“非常委员会”，一直到1932年2月由张金保接任“非常委员会”主席后，才断然宣布解散……

1931年6月22日，向忠发被捕，随即叛变，6月24日由亲自下令处决；10月18日，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临走前经国际同意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声、赵容、陈云六人组成临时局。前叁人为常委，博古负总责；1931年12月间，周恩来只身一人极其秘密地离开上海前往苏区；1933年初博古率临时迁入苏区，临走时指定由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领导上海局，从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仅一年时间，上海局连续遭到六次大破坏，卢福坦、李竹声、盛忠亮先后叛变；1935年7月上海局停止活动，整个上海的地下党除了极个别的组织和极少数的几个人，被破坏殆尽！

中国党的这一段历史，或许是除了事件之外，最扑朔迷离令人捉摸不透的一段历史，没有一本正史认认真真地写过，许多的谜底至今尚未解开：米夫真有那么大的权力？中国党与国际远东局早已积怨很深，1930年2、3月间周恩来匆匆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就是为了协调与国际远东局之间的矛盾。在白区这么险恶的环境里，不过半年时间连续召开两次全会，领导层更迭，党内宗派主义情绪高昂，就不怕敌人趁机渗入党内？大批党的要员以革命的名义被派到各大苏区，几乎无一例外干出了一系列极其丑恶的“”勾当，比如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在鄂豫皖，夏曦在湘鄂西，博古等在苏区……最终造成了整个苏区的大溃败大搬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上海地下党经历了“四．一二”这么严峻的考验，已摸索出了一整套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生存下去的经验，并成功地在上海生存了四、五年获得了大发展，为什么一夜之间会发生这么大的溃败？这无无的事件环环相扣，顾顺章事件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但仅就顾顺章事件而言，他是什么时候被捕的？他是怎么叛变的？是谁第一个将他被捕的消息密报给？地下在谁的主要领导下又采取了一些什么措施？顾顺章最后又是怎么死的？迷雾重重，讳忌莫深。自然，这其中一个相党重要的原因是真正的当事者实在是幸存无几了……

我怀着浓厚的兴趣拜访了洪扬生。

就连上海人也不会想到，在市中心，在大上海骄傲的南京路的一侧、在大上海最繁华的中百公司的背后，居然会有如此破败的房子──一条极其杂乱的马路，一条极其肮脏的巷弄，一座极其破旧的小楼。我沿着漆黑一团而又陡峭狭窄的木楼梯，手脚并用爬到一层半的所谓亭子间，门开着，一股浓烈的酒气夹杂着其它难闻的气味扑面而来。我在楼梯口朝屋内打量了一下，不过四。五个平方米的房间，搁着一张木板床，好像连桌子板凳也没有，一个满脸胡渣的老人，衣冠不整地坐在床头，手里还拿着一瓶劣质烧酒。我向他说明来意，他混浊的眼睛里闪出如同鹰隼一般的光亮，但不过一眨眼的工夫又熄灭了。他满脸狐疑地又望了我一眼，仰起脖子灌了一口酒，声音混浊地嘀咕了几句，好像问我是从哪里来的。我掏出工作证，他接过去看了半天，突然冒出一句：我杀了顾顺章的老婆，放了他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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