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顺章事件后,由于特科是由顾顺章直接领导的,绝大多数人与顾顺章共事多年,顾顺章极为熟悉,对许的老婆孩子亲戚朋友均了如指掌,因而很处于极度困难的境地里。周恩来召集他们亲自对他们讲:来不及妥善安置每一个,如果有可能离开上海,就离开上海躲避一阵子,如果实在躲避不了,顾顺章来了,威逼你自首,也允许你们自首脱党,但决不能朋友(同志),以后等到上海成了党的天下,我会替你们作证……
周恩来会说这样的话?我极为惊讶。以后探访也在特科工作过的顾顺章的妻舅张长庚,他也认为好像是听别人讲起周说过这样的话……我细细一想,豁然开朗:特科的工作同志,尤其是红队的人,均为工人出身,对党忠心耿耿,对朋友一片赤诚,但文化程度不高,也没有其它专长。他们大多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离开上海这个环境连生存下去都有困难,周恩来的这个决定,实在是非常实事求是的……
为了免遭顾顺章的报复,红队的许还是离开了上海投亲靠友。李龙章就是在武汉被顾顺章抓到供出了顾顺章一家被杀之事,酿成了轰动上海界的所谓“爱棠村”事件,引出了《申报》上“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的启事……
作为特科一科科长,洪扬生转移到了苏区,红军长征时被俘,做过一段时间的“特务”,以后长期失业,流落到上海,上海解放他兴冲冲地跑去找潘汉年。1931年初潘汉年从江南省委调特科,与洪共过事。“潘汉年应该晓得周恩来的布置和承诺”,洪扬生一再强调。但潘汉年敷衍了几句,将洪推出门口。1951年4月“大逮捕”,洪扬生一度被捉,后又被放了出来安置在工厂劳动;1958年再次被捕,陆陆续续关到1974年,始终没有被判过刑。
“潘汉年不是个东西!”洪扬生狠狠地骂道。以后我采访过许,都听到过这样的抱怨。比如当年在上海曾抚养过的叁个儿子,以后又护送美国记者赴延安的“红色牧师”董健吾也曾这么抱怨过。潘汉年活得很累,很痛苦,很警觉,长期以来自己又有一块大的“心病”,他晓得的事情太多了,自己也不明白对于这许多事应该如何妥善处置。他绝不是一个与人为善的人,在旁人需要他扶上一把的时候,他往往反而踢上了一脚,他命运悲惨,但许多活着与死去的人并不因为他命运悲惨而同情他!这实在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
“李强替我作了证明!”洪扬生如是说。1929年底,由于苏区的扩大,上海地下迫切需要加强与各苏区的电讯联系,于是成立了特科四科,由李强负责。洪扬生到处写信、写材料、写特科的点点滴滴……有一封信转到了李强手里,李强作了批示,改变了洪扬生馀生的命运。他进了上海文史研究馆,总算有了一个幸福的晚年,但有一个条件,他所写的一切材料都得转交抬有关部门……
门依然关着,但正是从洪扬生开始,我萌发了要写一部关于顾顺章事件的纪实作品的念头,为此我作了近10年的努力。我自信自己的作品已经可以拨开迷雾,将历史袒陈在读者面前,不管这历史是丑陋的或是美好的。因为历史就是历史,它不应该由人随意编造。
谢汪先生.
看了一下您提供的《上海灭门血案---周恩来领导的特科》,觉得和吴基民著《生死搏杀—周恩来率领的锄奸队》(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相似.可能同一内容的不同书名.
王先生说得对,这本书的作者也是吴基民先生,看来,他是花了很大气力的。当然,也还有不少史实不够详实,还有一史实是靠推测假设的,这些恐怕还得待今后大家的共同完善了。
周恩来非常关心情报科的工作,1929年底,他又给情报科选调来一位重要人物——刘鼎,委任其为该科副科长,作陈赓的副手。
刘鼎,1903年生于四川省南溪县,原名阚尊民,曾用名阚思俊、阚泽民、甘作明、戴良等,1936年春他去西安帮助张学良联共抗日时化名“刘鼎”。
本文来自电脑杂谈,转载请注明本文网址:
http://www.pc-fly.com/a/tongxinshuyu/article-27554-26.html
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