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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务科还经常为一些开设店铺，以掩护其本人的工作和生活。如给曾以古玩商为公开身份的周恩来在黄浦江边开设过“松柏斋古玩号”；给曾以商店经理为公开身份的在浙江路清河坊开设过一家烟纸店（其楼上即为某机关）；给曾以古董商为公开身份的向忠发在爱文义路戈登路口开设过一家古玩店；为顾顺章在斜桥路22号开设过“奇星魔术社”。

需要说明的是，因环境险恶，总务科所设机关包括的住处，有的存在时间长一些，有的存在时间短一些，实际处于经常变动状态。如毛泽民、钱之光等领导的秘密印刷厂，从1931年春到1932年冬，更换了5个地方。 至于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若在一地居住时间太久容易暴露真实身份，所以更是频繁迁居。邓颖超回忆说：我们“经常搬家，有的地方住半个月，有的地方住一个月，有的长一点，但住一年就了不起了。” 而这些机关和员处所的变换，主要由总务科完成，由此可见总务科工作之繁重。

总务科除了上述联系铺保、设置机关的工作之外，保障会议是另一要务。

经常召开会议，从确定会议地址、租用房子、布置会场、筹备会务等，均由总务科负责办理。

1929年6月下旬，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总务科租用的会场是在一条弄堂的最后一排一幢摸样的房子。周恩来亲自选派工作人员去住机关，作掩护。刘叔琴回忆说：“当时，正在筹备召开六届二中全会，会议要求用家庭形式来掩护。这时，周恩来要我去住机关搞掩护工作，公开身份是家里闲住的女主人，实际上却是为全会做些文书工作。” 还调来罗登贤的夫人周秀珠等住此机关，还调来总务科成员顾维桢（顾顺章胞兄）为机关烧饭。顾顺章带领特科队员，负责会议的安全保卫工作。

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中华苏维埃区域预备会议，有将近50人参加。总务科在赫德路租了一座四层楼房，并把之辟为临时医院，一楼由总务科的人充当门房、护士、帐房等，负责应付前来求诊的病人并防止外人上楼。二楼三楼是供与会代表住宿的“病房”，四楼则是会议厅。总务科还在爱文义路卡德路口租了一幢洋房，作为备用会场，万一发生问题，便把“医院病人”转移至此继续会议。

1930年 9月下旬，六届三中全在上海召开，中心议题是纠正李立三的错误。总务科把会场设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的一幢独立洋房里。到会签名的有：特生（向忠发）、柏山（李立三）、之夫（瞿秋白）、少山（周恩来）等。会议期间，总务科派人照料会场，行动科全体出动，保证会议安全进行。

六届四中全是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总务科把会场设在麦特赫司脱路一幢洋房里（一说武定路修德坊6号）。据参加会议的张金保回忆：“这次会议是1931年1月上旬召开的。会场设在上海顾顺章住的机关，麦特赫什么路（可能是麦特赫司脱路）一幢洋房里，院子很大，院墙是黑漆的竹篱笆……会场

是长形的，有一个长台子，我们坐在长台子一边，王明他们坐在另一边。” 向忠发、瞿秋白、周恩来、任弼时、陈云、王明、罗章龙等37人出席。这此会议确立了王明“左”倾错误在的统治地位，也由此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掩护楼上会议的进行，总务科所派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在楼下打牌、开留声机，行动科人员则扮成厨师，戒备森严。

就这样，首脑机关，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经过特科总务科的努力，终于在敌人眼底下安下了家，在中外反动势力严密控制的大上海重新建立了起来。各种高级会议，也在敌人这个大本营里经常性地进行起来。中外反动势力绝不会料到，领导机关和会议都以合法的形式，堂而皇之地生存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在他们的地带领导着上海和全国的革命斗争。这不能不说是总务科创造的一个奇迹，它表现了党人的大智大勇，展示了党人顽强的适应能力和坚毅的创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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