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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君甫善于社交，日本洋行和通讯社的上层，上海租界巡捕房的官员，在上海的许多要人，都曾是他的座上客，他与一些党人也保持着友好关系。在他结识的各色人中，人杨剑虹和党人陈养山，对他一生的行迹影响重大。

杨剑虹，广东人，原在上海伊文思洋行供职，“五卅”运动时任上海洋务工会负责人。鲍君甫同杨剑虹既是同乡，两人又有音乐等方面的共同爱好，遂成莫逆之交。“五卅”运动后，杨剑虹去广州，投靠了右派，成了陈立夫的亲信。鲍君甫则坚持留在上海，参加了左派的活动。

陈养山，建国后曾任司法部副部长、最高副检察长等职。他原名程仰山，1906年生于浙江上虞。1919年到汉口一家钱庄当店员。1924年加入中国青年团。1925年转为中国党。之后奉派上海参加组织“五卅”运动。同年7月回武汉，任武汉团地委代书记。1926年春又返回上海。

陈养山此次来上海，结识的人物之一便是鲍君甫。陈养山来沪后住在上海大学，而当时鲍君甫就住在上海大学附近并与该校许多名人往来。很快，经人介绍，两人相识。陈养山回忆说：“我与鲍君甫是在1926年春认识的。当时，通过一个同志介绍，我到鲍君甫处学习日文。” 随着两人关系的密切，鲍君甫经常帮助陈养山进行革命活动。陈养山经常到上海邮局领取广州农动讲习所寄来的山则时常将《中国青年》《雨丝》《向导》等进步杂志交给鲍君甫阅览，对其施加先进思想的影响。

据长期研究鲍君甫的程堂发先生提供的资料，鲍君甫曾加入过中国党。程堂发撰文指出：“陈养山经过长期观察、培养，介绍鲍积极参加党组织，鲍君甫本人也愿意，具体联系人是上海某区党支部书记敖景象，敖做了长期细致的观察，并访问了鲍的家庭，让鲍参加了几次党的会议。” 在1950年底到1952年底开展的运动中，鲍君甫被南京市局逮捕。程堂发先生见到了鲍君甫在法庭上的申辩材料，鲍强调他是党员，指出他是在“1926年由陈养山介绍参加党”的。 从鲍君甫冒着生命危险为隐蔽斗争所做的重要贡献来看，他是一位有坚定信念的人，故“入党”之说恐非臆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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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在上海制造“四一二”时，鲍君甫被手下逮捕，几个月后由元老政要蔡元培保释出狱。1928年春节过后，陈养山在浙江发动农民失败，潜逃上海，住进位于四川北路的鲍君甫的家中。陈养山与鲍君甫的这次相见，便拉开了特科极富传奇色彩的一幕。

1928年初，重新上台，通过一手操纵的二届四中全会及其常委会，当上了国民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组织部长和会议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开始了其在全国的专制统治。为了中国党和消除内的异己势力，着手建立特务组织，加强特务工作。1928年3月，在其组织部内正式设立了一个党务调查科，该机构的主要职责是破坏在白区的组织并对付其他反蒋势力。这是最早的特务组织，是“中统”的前身，首任科长即是的亲信陈立夫。

国民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以下简称“调查科”）成立后不久，陈立夫便派遣已任该科采访股（“调查科”之初，只设采访、整理两股）总干事的杨剑虹来上海筹建特务组织。杨剑虹至沪后，便几次邀请老朋友鲍君甫协助其工作。

对是否答应杨剑虹的要求，鲍君甫犹豫不决。正在他举棋不定之时，恰好陈养山来到他的身边。于是，鲍君甫便把杨剑虹邀他在沪建立办案机构的事情都告诉了陈养山，并要求他征求一下组织的意见。陈养山回忆说：“1928年春节后，我在浙江搞农民失败，到上海没有地方住，就住在鲍君甫家里。当时，杨剑虹经常到鲍家来，鲍把杨的情况对我讲了，并问我怎么办好，我说保持这个关系很好。有时鲍还告诉我一些敌人方面的消息……不久鲍提出来：杨剑虹要他为搞特务工作。他要我同党商量一下，看行不行？当时，我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我向写一个报告，说明有这个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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