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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切有利于开展隐蔽斗争的特情关系实行“开门”政策。周恩来接到陈养山的报告后，命陈赓找陈养山谈话，详细了解鲍君甫的情况。鉴于鲍君甫的革命倾向和愿意为党工作的诚恳态度，周恩来批准特科同其建立特情关系。

1928年5月，陈赓奉命与鲍君甫在黄浦江畔会面，确定了鲍君甫的形式性双重身份，这标志着在敌人侦探机关中第一个情报关系正式建立。

此后，陈赓又与鲍君甫几次谈话，进一步研究了相互配合问题。对于今后的工作，陈赓要求鲍君甫除了同“调查科”密切联系外，还要与上海市党部、市、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巡捕房等加强联系。鲍君甫则提出，同党棍、宪特及租界捕房等打交道需要解决一些物质条件；自己的公开身份更需要解决获取情报的问题。对此，陈赓做了令其满意的答复。

在这之后，按照双方商定的办法，鲍君甫一方面继续与“调查科”诸首领积极往来，加深私人关系，并经常上交一些的“情报”，以赢得他们的充分信任，在上海特务机关站稳脚跟；一方面又利用与特务首领的这种“密切”关系，同租界巡捕房和上海市党政机关及淞沪警备司令部广泛接触，以从这些专事中国革命的中外反动统治机关中，为特科截获情报。

1928年8月，杨剑虹因涉嫌贪污畏罪自杀，“调查科”顿时失去了在上海的负责人，不得不借重鲍君甫，让其递补职缺。从此，鲍君甫即以 “杨登瀛”的化名成为在上海的最高首领。

为了掩护和配合鲍君甫工作，保证其不断有所“成绩”，经批准，陈赓在的一些宣传品和《布尔什维克》、《红旗》等公开刊物以及一些秘密性不大的党内文件印发之前，优先送交鲍君甫，当作他获取特务首领信任的资本。有时也布置一些假机关、编造一些情报，让他带人去“破获”，真真假假，借以哄骗、迷惑敌人。

特科还设法为鲍君甫提供工作上的方便条件。如每月由陈赓亲自送其400元经费，作为他与特务交往应酬之用。鉴于鲍君甫经常陪同来沪检查工作的陈立夫、张道藩等“调查科”的头目一起活动、频繁出入局和巡捕房等处的情况，特科为鲍君甫配备了一部小汽车，以提高鲍君甫的社会地位。陈赓还决定陈养山搬出鲍家，改派连德生担任鲍君甫保镖。

连德生，中员，生得身材魁梧，高大健壮。他原系上海电车公司222号售票员，在“五卅”运动中表现勇敢，当时上海电车工人全体，只有52号无轨电车驾驶员被资本家收买，照常行车，连德生闻讯大怒，率三人夜晚持赶往西摩路口，跳上该车，迫其停驶。“四一二”后，连德生奉派赴莫斯科学习，这时他刚从苏联归来。连德生名义上担任鲍君甫的保镖，实际上是特科情报科与鲍君甫之间的联络员。他每天陪着鲍君甫到处跑，得到情报即报陈赓。

1929年10月，特科又在鲍君甫的住处附近，即四川北路大德里对面的过街楼上，为其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作为鲍君甫与敌特内奸的联络机关。陈赓选派情报科成员安娥（张红惠，作家田汉夫人）去该机关充任“秘书”，负责向陈赓抄送鲍君甫汇集到办事处的有用情报。

开始，鲍君甫这个形式性双重关系由陈赓直接领导，有些事情交连德生和安娥联系办理。1929年底刘鼎从苏联回到上海，担任特科情报科副科长。不久，陈赓便把鲍君甫这个重要情报关系交予刘鼎直接联系。刘鼎一方面及时从鲍君甫那里获取情报，一方面同鲍君甫活动于在上海的党政军警特机关和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多方侦探敌情。

在特科的有力配合下，鲍君甫凭借自己的知识程度、信念和创造的诸多条件，很快便取得了中外侦探机关领导层的信任。

上海特务机关建立之初，陈立夫就要求杨剑虹、鲍君甫同租界巡捕房密切关系，以便“调查科”在租界逮捕人士时得到协助；同时特科也希望鲍君甫能够在巡捕房收集各种情报。因此，鲍君甫把加强与租界的联系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把巡捕房的处这个专门对付党人的机关作为主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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