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网上查不到_网上查户口性质_姓名户口查询网上查询(36)

鲍君甫因办案，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巡捕房处建有工作关系。鲍君甫同公共租界巡捕房处帮办谭绍良系广东老乡，两人早就认识，鲍君甫曾帮助过谭绍良解决了与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纠纷。通过谭绍良，鲍君甫结识了英巡捕房西探长兰普逊（Lampson），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能，鲍君甫很快与兰普逊相熟。

兰普逊很重视鲍君甫，他深知鲍君甫同上海军警宪特机关有密切关系，租界与上海方面打交道，需要鲍君甫这样的人帮忙，如兰普逊正是通过鲍君甫才得到了淞沪警备司令部所属各处和侦缉队的印鉴式样等早就想得到的东西。兰普逊借重鲍君甫还有更深的用意。当时，日本在上海北四川路驻军很多，在沪英人甚感威胁，而鲍君甫是个日本通，兰普逊同日本人交涉时，需要鲍君甫这样的日本专家帮助。主要基于这些原因，兰普逊对鲍君甫颇为看重和信任，他聘请鲍君甫为公共租界巡捕房顾问，遇有重大则找其商量处理，并经常约他协助捕人。兰普逊还对鲍君甫许诺，鲍如在公共租界办理急案，对缉拿对像可按现行犯随时逮捕而不必履行拘捕手续。

鲍君甫在取得公共租界巡捕房信任的同时，也获得了法租界巡捕房处的重视，同样被聘为法租界巡捕房处顾问。

鲍君甫与租界巡捕房的“密切”关系，又进一步“促进”了他与上海市局和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关系。

鲍君甫对情报的不断“破获”和他与上海中外侦探机关的密切关系，进一步增强了最高特务当局对他的器重。陈立夫和继任“调查科”主任张道藩经常来上海检查督促特务工作，他们与鲍君甫无话不说；鲍君甫也常去南京向“调查科”汇报请示工作，陈立夫等也总是热情招待。鲍君甫与张道藩更有一种特殊关系。在内部派系的倾轧中，张道藩曾有一个对自己威胁很大的政敌，正是依靠鲍君甫帮助他锄掉了这个心头之恨，他才有了厚禄。为此，张对鲍既感激又信赖，成了鲍君甫在内的一把保护伞。

这一时期，“调查科”科长几经换人，继张道藩之后是吴大钧、叶秀峰，他们对鲍君甫都很信任。1929年底，徐恩曾上台后，对鲍君甫也是信任不疑。他把上海方面的重大全部交给鲍君甫办理，而对鲍君甫的工作则从不过问。

鲍君甫与“调查科”诸首领的这种“亲密”关系，反过来又便利了他在上海的工作。在上海警探机关眼里，鲍君甫是位“通天”人物，从而对其敬畏有加。

“调查科”成立之初，曾向一些地区派出“调查员”进行特务活动。徐恩曾继任科长后，大力加强特务工作。为了提高所派干员的权力和威信，他采纳了新任采访股总干事张冲（后来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的建议，改“调查员”为“特派员”，于1930年秋由签署任命了三个特派员，其中，鲍君甫即为“国民组织部党务调查科驻沪特派员”。“调查科”驻沪特派员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特务组织在上海的活动，直接处理在沪。

就这样，在上海的警特机构和外国租界的侦探机关，通过众多内线尤其是鲍君甫的关系，便基本控制在特科之手。

鲍君甫打着“调查科”驻沪特派员的招牌，实际是在特科的指挥下，深入中外敌人内部的形式性双重。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协助派员潜入军政机关中；协助购买；应的要求，为它的叛徒、内奸；更有效地保护地下机关，免于人员被捕，或在被捕后以其特殊身份加以营救释放。”“情报机关和上海租界巡捕房破坏的计划、命令，都因杨（杨登瀛，即鲍君甫）的关系，特科事先即已获悉，受到损失较少，遇到临时有人告密，杨总事先通知特科，然后才同巡捕房人员出动，人员多能及时逃逸。”

从1928年5月到1931年4月，鲍君甫忠实地为特科工作了三年之久。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地位，遇有关于的重要情报便及时转送特科。特科则根据这些可靠的情报，惩处了许多叛党求荣的败类，也保护了不少后来成为建国栋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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