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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居然在杀人魔王的眼皮子底下安下了家！

闹中取静，险中求安，这一最重要机关的选址，凸显了党人的智慧和胆识。

至于“熊老板”和“老板娘”，则是住守这一重要机关的一对假夫妻，他们都是坚定的党人。

“熊老板”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1886年生于湖南长沙，早年从事教育工作，在湖南教育界享有声望。1918年8月，他在长沙参加了创建的新民学会。1927年“马日事变”后，因被反动军官许克祥通缉而逃亡汉口。当年10月加入，在湖北省委机关工作。1928年4月湖北省委机关大半被破坏后，熊瑾玎即转往上海，担任会计，并负责建立和住守局机关。

“老板娘”名叫朱端绶，是一位刚满20岁的姑娘，也是长沙人，曾是熊瑾玎的学生，来上海之前在汉口互济会工作。按照周恩来机关家庭化的要求，在“福兴字庄”设立后不久，即1928年夏天，经审查批准，朱端绶被调来上海，协助熊瑾玎工作。朱端绶比熊瑾玎小22岁，但党龄却比熊瑾玎多两年。两人假扮夫妻，配合默契，精心料理这一重要机关。

熊瑾玎和朱端绶朝夕相处，共同进行着艰险细致的革命工作。随着彼此了解和认识的加深，爱情之神也悄然而至，1928年中秋时节两人结为夫妻。党的许多都来向他们祝贺新婚之喜，邓颖超还特地代表尚在苏联的周恩来向一对新人送上了一束玫瑰花。

“福兴字庄”设立后，局在这里举行过无数次会议。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李、向忠发、苏兆征、任弼时、澎湃、、邓颖超、陈赓等经常来这里研究工作。

“老板娘”朱端绶与丈夫“熊老板”一起并肩工作，使“福兴字庄”这一红色大本营，在白色恐怖中历时三载，安然无恙。

1966年1月，周恩来曾在一封调查信上写道：“在内战期间，熊瑾玎、朱端绶两同志担任最机密的机关工作，出生入死，贡献甚大，最可信赖。”正是因为有了大批像熊瑾玎朱端绶夫妇这样最可信赖、忠诚无私、有胆有识的党人，中国革命才能够历经劫难，自强不息。

1980年，上海市人民将“福兴字庄”旧址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福兴字庄”只是特科设置的机关之一。

大革命失败以后较长一段时间，、江苏省委、国际远东局等都设在上海，其众多构成单位都必须实现社会化。所以，特科总务科设置机关的任务是十分重大和艰巨的。

上海租界地区广大，既有1863年由英美两国租界合并而成的公共租界，又有法国租界。在这里，华洋杂处，不登记户口，所以找房子并非难事。但要找“殷实店铺具保”，即寻找富足的店铺作租房担保，则绝非易事，因担保意味着承担风险。

周恩来要求总务科努力攻克这一难关。总务科科长洪扬生回忆说：“特一科刚开始工作时，租房找保十分困难。周恩来同志指示我们，千方百计找社会关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

总务科科长洪扬生，1921年在上海由赵醒农介绍加入上海青年团，1924年由团员转为中员，并在上海地方委员会和团机关担任交通工作。1925年底参加军事训练班学习，之后以军事特派员身份被派往东北工作。1927年春奉调回沪。“四一二”后，伴随迁往武汉，在组织部负责登记工作。“七一五”后，又迁回上海，洪扬生也随之至沪。特科成立后，担任总务科科长。

按照周恩来的要求，洪扬生发动和带领该科成员努力解决租房找保问题。

总务科基本成员有：

阚思颖，四川南溪人，住机关。

邹志淑，浙江嘉兴人，担任交通和掩护工作。

周青，四川人，由行动科转来。

陈家康，广东人，特科专职医生。

朱胜（化名），湖南人，当古玩店老板。

戴荣鑫，浙江余姚人，当木器店店员。

阿四（化名），广东人，总务科司机。

张克诚（化名），北方人，当木器店老板。

松江阿姨（名字不详），在木器店烧饭。

张阿桃，顾顺章岳父。

张陆氏，顾顺章岳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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