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网上查不到_网上查户口性质_姓名户口查询网上查询(17)

鲍君甫还告诉陈赓：方面极欲把这些文件要去，目前巡捕房尚未答应。毫无疑问，这箱文件若是落入之手，后果将不堪设想。

周恩来指示陈赓，营救关向应就先从这批文件入手。一方面，只有设法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抢出来，才能使避免重大失密；另一方面，也只有把其中的重要文件抢出来，使敌人无法判断关向应的真实身份，才会更容易把关向应救出来。陈赓立即让鲍君甫再次找到兰普逊，表示愿意设法帮助其鉴别这些文件。

兰普逊正一筹莫展，便欣然答应。

特科把抢救这批文件的重任交给了情报科副科长刘鼎。刘鼎曾留学德国和苏联，接受过文理两科训练，懂得英、德、俄三种外国文字，外柔内刚，文武双全。刘鼎出发前，周恩来指示他：必须把所有手抄件和复写件拿回来，其他铅印等种类的东西可以不予理睬。

就这样，经鲍君甫介绍，刘鼎身带放大镜、万能刀、显影水等鉴别文件所用的工具和材料，俨然一副侦破文件专家的模样，来到巡捕房。兰普逊把他带到存放那箱文件的密室内，然后把门带上，让刘鼎独自工作。

刘鼎以熟练的“业务”技能，仔细地检查了箱中的文件，把手抄的复写的东西全部抽出来藏在身上。为了更好地迷惑敌人，不致使其生疑，他在临走时故意拿着几份油印文件对兰普逊声称：需要带回去进一步做些技术性处理方能定论。

刘鼎完成任务返回后，立即把带回的绝密文件交给。

几天以后，刘鼎让鲍君甫转告兰普逊：被捕的人是一位学者，抄出来的文件均属学术研究资料。

兰普逊对文件“鉴定专家”的鉴定结论是不怀疑的。既然这箱文件没有什么性意义，被捕者当然也就不是“要犯”了。不久，租界把关向应引渡给方面，关押在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2弄1号。

机密文件抢救了出来，为进一步营救关向应创造了有利条件。

关向应被解到方面后，特科通过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内的秘密支部，及时地把抢救文件的情况通知了他。关向应心中有“底”以后，应付敌人更加灵活。与此同时，狱中支部对关向应重点保护，使其避免暴露真实身份。当年

曾被囚龙华监狱的李沫英回忆说：“在龙华监狱里，我们也建立了党支部。男监的支部书记是谢宣渠，支委是陈为人和刘晓。我是女监的支部书记……当时关向应也在狱中，他是党支部的重点保护对象。我们不布置他做任何工作，让他装得庸庸碌碌似的，避免暴露。”

敌人既没有得到口供，又没有什么证据，对关向应便不予重视，给他判了较轻的徒刑。

1931年4月和6月，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万一他们知道狱中的关向应，后果不堪设想。周恩来一面让人用隐语写信将顾、向叛变的情况告诉关向应，由李求实的夫人秦毅君以探监名义传递给他；一面让特科继续抓紧营救。

特科决定聘请为关向应作无罪辩护，并拟请年轻进步陈志皋担任辩护。陈赓将联系陈志皋的任务交给了特科的黄慕兰女士。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黄慕兰自传》，披露了营救关向应出狱的细节：黄慕兰接受任务后，便去找陈志皋。她在《自传》中回忆说：“我扮成上层妇女去找陈志皋，对他说我是个脱离了党组织的人，丈夫是已经牺牲了的著名党人宛希俨，并且留下了一个遗孤交由家人抚养，自己是到上海来找职业的。这样表明自己的身份，就是要让受委托的知道我是个革命妇女，对他没有什么隐瞒，以便互相间建立起必要的信任。我还对他说，我的父亲黄颖初是湖南知名人士，当年曾经帮助谭嗣同整理编撰《仁学》，并支持变法维新。家里是个小地主（这是冒充的，其实不是），要营救的人是死去丈夫宛希俨的好朋友，又是我的姑表兄。他到上海来做小生意，不知为什么，被当作党而被捕了。但他确实不是党人，所以两家的亲友们都要我想想办法，无论如何要搭救他。我最后说：‘早就听说陈老太爷、陈大都是很开明进步、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人，请千万费心帮忙，开释这个被冤枉了的无辜之人。’陈志皋听了我的申述后，就接受了这个案子，并约定时间，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父亲，争取获得‘老太爷’的同情和支持，以便运用其影响力迅速解决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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