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起义,一部分因为实行了错误政策或敌我力量过于悬殊而很快失败;而处于数省边界、距离统治的中心城市较远的偏僻地区的起义,则大多坚持了下来。这些坚持下来的起义部队,在农村进行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并陆续在农村建立起局部的革命,即“苏维埃”,亦称“红色”。“苏维埃”管辖的地区称“苏维埃区域”,简称“苏区”。
一条是隐蔽战线,即白区(反动势力控制的地区)各地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坚苦卓绝,出生入死,以不懈的地下斗争,牵制和削弱敌人的力量。
所在地上海,是隐蔽战线的主战场。
机关是在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从武汉陆续秘密迁到敌人统治的中心城市上海的。自此至1933年1月临时迁入苏区,在隐蔽战线上共战斗生活了5年有余。
中国党之所以选择了上海为其所在地,“主要是因为上海的革命力量比武汉强,同时也比较容易隐蔽。” 上海是的诞生之地,有着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和坚实的基层组织。“四一二”后,上海组织虽也遭到严重破坏,但其状况比武汉、湖南和广东等曾有过较强组织基础的地方都要好些。这是能够在上海存在下去的基本条件。另外,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大人杂,住房易找,不查户口,在这里设立秘密机关便于掩护。再有,上海租界、华界同处,洋人、华人共居,政出多门,矛盾纷繁,革命者可以利用的空隙和机会较多。由此可见,大革命失败后,将其迁至上海的举措,是慎重而非盲动的。
当然,迁沪也反映出了一个严重问题,即其主观思想上还没有超脱不符合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实际的“城市中心论”的窠臼,仍然坚持把工作中心放在大城市,寄希望于依靠城市的武装夺取全国。实践有个过程,在革命实践尚未孕育和检验出符合实际情况的革命认识之前,难免会固守原有经验、因循原有模式。所以,“实事求是”是党人须臾不可忘记的思想路线。
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半个时期,就是在上海这座敌人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大城市里,不断修正错误,在指导公开战线反蒋斗争的同时,领导着上海及全国其他白区的革命斗争。
这两条战线前主后辅,相互配合,相互依存,共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曾经说过: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但是着重武装斗争,不是说可以放弃其他形式的斗争;相反,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着重农村根据地上的工作,不是说可以放弃城市工作和尚在敌人统治下的其他广大农村中的工作;相反,没有城市工作和其他农村工作,农村根据地就处于孤立,革命就会失败。而且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此目的。” 关于武装斗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外的各种形式斗争的重要性的论述,阐明了白区工作和隐蔽斗争是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党领导的这两条战线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援的,缺少任何一条战线,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隐蔽战线斗争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包括工人运动、农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统一战线、军事工作、党的活动方式和斗争策略等等。本书记述的则主要是的保卫工作和情报工作。
迁到敌情严重的大上海,连带而来的一个问题一下子便突兀出来,摆在了高层的面前:如何确保的安全?!
上海是中外反动势力麇集的重要地区,白色恐怖极为严酷。在租界,的军队、巡捕和侦探等骄横跋扈,同中国的反动势力合伙革命活动。在华界,新军阀的重兵、警察和宪特等暴戾恣睢,血腥进步志士。而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三教九流的黑社会势力,则既是反动派的帮凶,又是外国侵略者的鹰犬,他们遍布社会各个角落,利令智昏,无恶不作。上述这些罪恶势力的猖狂进攻,严重威胁着的安全。
另外,影响生存的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的叛卖逆流:在挫折和失败的考验面前,那些怀有不良动机混入中内或在敌人的严刑威逼下丧失了革命意志的分子变节叛党,为虎作伥,成为暗中破坏革命,危害和人士的凶恶敌人。例如,正是由于江苏省委韩步先的叛变,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和赵世炎,先后惨死在敌人的口之下。半年之后,又是由于叛徒唐瑞林的,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陈乔年等被敌人杀害。大革命失败后,因叛徒而牺牲的革命人士不计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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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
坚决抵制这种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