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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到了1980年代，我看了些军史才知道，8月上旬，确有一支二野陈赓的部队穿过赣州城东直向南抄包过去，把解放赣州的任务留给四野。所谓党到了东门口并非空穴来风，是确有其事。而有趣的是，守赣州一带的是张淦的四十八军，而攻赣州的也是四十八军（114师430团）和四十七军；并分散出去歼灭散兵和盘踞在吉、赣一带的肖家壁、罗普全之流，包括翠微峰的残兵，年底全歼。故过年时流传一快板：“过新年、过新年，今年不比往来年，打倒肖家壁，活捉罗普全……”。而专员杨明则在隐藏了几年之后被发现，逮捕并公审后处决。六十年代末，我单位一领导便是47军参加剿匪之一员，他在赣州成了家，留在江西了。

在这物价飞涨，人心惶惶的日子里，老百姓只有设法多存点米油、咸菜之类。母亲准备了许多萝卜干和豆豉，米油太贵，只能将就了。而陈家大院自那连走后，白天也关上大门，除挑水或必要的事，大多走五外婆那边，五外婆不担心什么，家里就大儿子两口子加上十舅这个毛头小伙子。

在炎热沉闷和提心吊胆的真空日子里过了三天，进城了。

二、大军进城

8月14日，从南门一路过来，家家关门闭户；但所有的人都躲在门后启开一点缝向外窥视，路上见不到一个行人。静静地只见一个穿黑衣的男子走前，一队全副武装的尖兵以一丈多的的间距成单行从南门顺文清路向北走去（据后来人说是东、南、西三门同时进城，东门还组织了欢迎仪式）。这队尖兵在摄氏四十度高温下，背着背包武器在路右侧沉着，整齐，毫无顾盼地走着。这时在门缝中窥视的母亲不由地称赞：“看呐！几好的纪律呀！他们连头也不转一下”。尖兵过去后隔了一段路，三列纵队开了过来；同样是沉着整齐，只听见他们穿的大头双梁布鞋在沙土铺盖的碎石路上发出沙沙声。

渐渐地，大门越开越大，人人都想出去看个究竟，对面也是如此。不一会，人们干脆站出去看党（那时无一词）进城。部队走了很久，想必分据市内各要点早已安排好了，断断续续地便有些小店铺开了门营业。

这天夜里，大家都议论了好久，但也终于睡了个安稳觉。

第二天便有乡下人挑菜进城来卖，商店照常开门；告示也出来了，大家才知道是第四野四十八军，同时也互相转告，不要叫党，要叫。

过了两天便有工作人员来陈家询问天线是谁家的，这天线在1940年代的平房中实在是太触目，老远就可以看见。二外公出来认可（大院南半边就他一个老人和一个做饭的住）并一再声明收音机坏了，而且是变压器坏了。最后他们不管收音机好坏，还是收走了，天线也拆了。

赣州专署和军管会成立了，就设在阳明路女中内，隔壁女师附小（府学）成了局驻地。女中时值暑假，开学时把正气中学和女中一齐并入省赣中，老师们听说还集中去省里学习。外祖父在市中，大约是年纪大了，没人要他去。

南门陈家祠堂驻了一个连或營部，陈家照旧驻进一个多排，饭菜照旧由祠堂送来。与不同的是，他们不借冲壶而借脸盆洗脸（正是夏天，大井头有的是水，不存在洗脚问题），用过马上送过来；借过几次后，母亲叫姐姐把脸盆放在门外架上，对他们说要用只管拿好了。可他们每次拿都说一声，送回来也说一声。只是他们并无肥皂，脸盆内一圈黑垢，这些兵都是北方人，并不在乎。我们用肥皂洗清过多次，后来也懒得洗了。（有个笑话，说彭德怀接待十九路军代表时，用脸盆装菜，被当时苏区认为不礼貌，可那年代只有这种条件，实在无可非议。）

连长或排长依旧用那张长桌当床，连位置也没变；一天，我见他坐在桌上，一个战士笔直地站在桌边，不知是挨训还是接受教育，战士说我思想不通。我立在柱头边看了很久，姐姐把我叫走了，这是我对思想教育的第一个印象。

没过多久，部队学唱国歌，一个排长（或文化教员）手执一鸡毛帚当拍子教唱；我也在边上唱（五岁时就会唱了）。排长很奇怪，你也会唱？当然，我不无得意。可母亲看见了，不准我过去，说别妨碍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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