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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姑爷在解放后已届七十高龄，无人再聘用他，只靠每月120斤米生活（折价约11元多点）。三舅爷过去开过照相馆，也早休了业，与三姑爷虽说年龄上相差一代，并不妨碍成为朋友，与王燕山、龚槐陂等人时作豪饮。三姑爷自离家后（1904年）直到回国都是独身生活，妻子去世也并未再续弦，生活寂寞，自然是烟酒茶不离，且生性怪僻。四1940年代后期他在正气中学任教（国文、历史、音乐）时，某日早上师生正整队在操场上升旗奏国歌（当然是“三义，吾党所忠”那首），他却提个夜壶，穿件长褂子，晃荡晃荡，旁若无人地穿过操场而去，校长气得要解聘他；幸得一众包括飞、李达九、钟炳芳等名师在内劝解，说了别太过于计校，才不了了之。到了解放前夕,物价飞腾,他们囊中羞涩，相与豪饮只好偶尔为之。更多是在小酒店，喝杯寡酒打发愁闷。而五舅爷家更是清寒，常年以糊火柴盒与插爆竹引芯为生，但儿女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其第三子后来在江大毕业后还留校任教。

三舅爷长女在南昌葆灵女中读书时便积极参与学生运动，解放后在团市委工作，1953年与同在团市委工作的南下干部孙某结婚。后来生二女一子。次女在土产公司工作，与赣南造纸厂—南下干部王某结婚，生有一女后不久随夫调回辽阳。

1951年夏掀起参军参干高潮中，五舅爷之长子萧安国、萧建伯之三子（老大老二已参加工作）萧少华，冯家老七長楣均参军去西南，前二人已高中毕业，后者是初三时。除萧安国一直留在云南到退休才回来外，少华1955年复员回来在赣一中任语文教员，长楣则在冶金机械厂团委工作，后来调去广东梅县，一直未调回。

萧建伯刚解放时，还被局捞去改造了一年多，不过他只是指导纺织等技术工作，出来不久便恢复了工程师职位。后来调去省工业试验所，退休后才回赣，住宫保府内。

而三姑爷因老病相侵，1954年元月去世，家中东西卖光、吃光，丢下一堆没人要的乐谱、旧书，被其侄儿用于生炉子点火用。其住房三间被房管部门以老人生前由抚恤，死后当然由接管了。致使其唯一的后代，才十多岁的外孙竟无立锥之地，只好去学校安生。（房管部门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会放过一点机会的）

说到这里，有关历史沿革的铺陈已毕，下面可真直叙其事了。这三姑爷的外孙便是在下，以后也毋须避讳了，行文改为第一人称。

自从1952年起，三舅奶便担负起照顾我的部分责任。即照顾我的饮食，（洗衣服由陈家三舅母承担）也就是说，我平日在她家用膳。回外祖父儿一家去了寻乌，这一去就是二十年，直到1976年才随女儿女婿回赣州。

1967年夏，我去盘古山，路过赣州，径直去宫保府二号，只见院落空空，杳无人迹，两房都不见人。就算三舅奶奶家去了寻乌（三舅爷没去，他由龙世权这个小舅子夫妇照顾且近于痴呆了）。轸光大表哥也在此住呀。结果我在进门右侧小披屋中见到了建伯夫妇二人。他们应是七十以上的老人了，前几年我在南昌见过他们，他们不致于不认识我，虽然我已长大了。可不管我如何向他们招呼，他（她）只是簌簌地发抖，始终无一言。不用说，他们俩在的疯狂浪潮中没有好日子过，我不得不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了这小屋。院子里除了那株白玉兰还在，其他花木早已凋零。原住这小屋的张捷一家去了哪儿？（他曾是赣州兵乓球的亚军）租住西屋南边的刘老师母子又去了哪儿？她曾与胡德兰一起在弋阳的革命活动中担任过妇女部长之职。她儿子胡守约原在小龙钨矿，1957年以后打成右派，因他是小蒋的得意学生之一，直到80年代我才在南昌见到他，终生未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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