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大唐西域记》提出来的新问题,比已经解决的问题还更要重要,还更有意义。我上面举的仅仅不过只是几个例子而已。
我最近偶尔读到几本关于中世纪印度的书籍,作者都是印度学者。一本是古普塔的《檀丁时代的社会与文化》(DharmendraKumarGupta:SocietyandCultureintheTimeofDandin,新德里,1972年)。他大量地引证了《大唐西域记》的材料。第二章叫做:《当时的历史透视》,基本上是根据《大唐西域记》的材料写成的。除了这一章以外,在其他章节里,比如《理论与国家管理》《社会和经济生活》等等,也经常引用这本书的材料。另一本是乔希的《印度佛教文化之研究》(LalmaniJoshi:StudiesintheBuddhisticCultureofIndiaduringthe7thand8thCenturiesA.DDelhi,Varanasi,Patna,1977)。书中也大量地引用了《大唐西域记》的材料。我相信,读这两本比较新的书的人,都会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一个印象:如果没有《大唐西域记》,这两本书恐怕是难以写成的。像这两部书的书还多得很,这也不过是几个例子而已。
最后一点谈一谈实践的问题。
这一点同上面谈的问题是有联系的。经过了1000多年实践的考验,特别是在最近100多年内的考验,充分证明《大唐西域记》是有其伟大的意义的。玄奘这个人和他这一部书,对加强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和互相学习、互相了解已经起了而且还将继续起不可估量的作用。玄奘的大名,在印度几乎是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始时写到的:他已经成了中印友好的化身。至于《大唐西域记》这一部书,早已经成了研究印度历史、哲学史、宗教史、文学史等等的瑰宝。我们几乎找不到一本讲印度古代问题而不引用玄奘《大唐西域记》的书。不管作者的观点如何,不管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或多或少地引用《大唐西域记》。这部书中有一些资料,是任何其他书中都找不到的。从上个世纪后半叶开始,国外学者就开始注意《大唐西域记》,开始有外文译本出现。现在先将欧洲的译本条列如下:
法文译本:
Julien,S.:Mémoiressurlescontréesoccidentales,traduitsduSanscritenChinois,enI'An648,parHiouenThsang,etduChinoisenFranais.2tomes,1857~8,Paris.
英文译本:
Beal,S.:Siyuki,BuddhistRecordsoftheWesternWorld.translatedfromtheChineseofHiuenTsiang(A.D.629).2.Vols.1884,London.
Watters,Th.:OnYuanChwang’sTravecsinlndia(629~645A.D.),editedafterhisdeath,byT.W.RhysDavidsandS.W.Bushell.2Vols.1904~5,London.
日文翻译和注释本:
堀谦德《解说西域记》,1912年,东京。
小野玄妙译《大唐西域记》,《国译一切经》史僧部一六,1936年。
足立喜六《大唐西域记の研究》,二册1942年~1943年,东京。
第十三题关于《大唐西域记》 关于《大唐西域记》(5)
水谷真成《大唐西域记》,《中国古典文学大系》22,平凡社,东京,1972年。
至于研究印度的学者对本书的评价,那简直就是车载斗量,无法一一抄录。我在这里想从代表各种类型、各种流派的历史学家中各选一个代表,谈一谈他们对《大唐西域记》的评价,这也就算是一种“优选法”吧。印度史学家罗米拉-塔巴(RomilaThapar)见所著《古代印度社会史》(AncientIndianSocialHistory),新德里,1978年。把研究印度史的学者分为许多类型。我就是根据她的类型说来选择的。首先我想选择20世纪早期的英国印度史学家斯密士(VincentSmith),他是代表英国的利益、崇拜英国又崇拜伟大人物的。他的历史观是英雄史观。他对《大唐西域记》的意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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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他呢
一股浓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