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从语言学上证明,这部犍陀罗语《法句经》确实出于于阗故地,抄写者无疑是位于阗人,因而把自己的土著语言羼入其中。《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初步研究》,页257,见《出土文献研究》,第二辑。
在大夏的那一本《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是什么样子呢?说实话,我自己并不很清楚。我现在只能作一些猜测。大月支到了大夏以后,由于环境关系,接受了佛教,估计会有一些佛经翻译。《法句经》或《四十二章经》等,包含着小乘教义的最基本的内容,简直像一种“佛学入门”,对皈依者用处极大。可能首先在翻译之列,用的语言当然是大夏文。对于这种语言,我们过去毫无所知。近年以来,新材料发现越来越多,于是逐渐发现、认识了不少的词汇。上面101页注①举的那一部字典就是词汇的汇集,bodo,boddo,boudo等字就见于其中,但是成本的佛经译文还没有发现。我相信,将来地不爱宝,有朝一日,总会发现的。中国使者到了大夏,翻译了《四十二章经》,原本一定就是这一本大夏文的佛经。译文就是本经两个译本的第一个。我推测,现存本经中的那许多“佛言”,一定会是“浮屠言”,“浮屠”正与bodo,boddo,boudo相当。用“佛言”的现存的本子一定就是第二个译本。这个本子的原始语言是中亚或新疆的某一种语言,其中梵文Buddha变为but或者类似的形式,汉译是“佛”字。
23支谦等译经的语言问题
《四十二章经》的语言既已确定,连带提出来的是支谦、安世高等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的译经语言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到。实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不讨论是不行的。
我现在就以梁《高僧传》第一卷为基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一卷中后汉、三国时期的译经大师几乎包罗无遗。至于摄摩腾和竺法兰等人物,神话色彩颇浓,我在这里不谈。
先将资料条列如下:
《安清(世高)传》:
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言。于是宣译众经,改胡为汉。50,323b。
羡林案:“胡”字,元明刻经改为“梵”字,下同。
《支娄迦谶(支谶)传》:
汉灵帝时游于雒阳。以光和中平之间传译梵文。
时有天竺沙门竺佛朔,亦以汉灵之时,赍《道行经》,来适雒阳,即转梵为汉。
(安)玄与沙门严佛调共出《法镜经》,玄口译梵文,佛调笔受。
先是沙门昙果于迦维罗卫国得梵本,孟祥共竺大力译为汉文。50,324b~c。
《康僧会传》附《支谦传》:
遍学异书,通六国语。……谦以大教虽行,而经多梵文,未尽翻译,已妙善方言,乃收集众本,译为汉语。50,325a。参阅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49,58c。
《维祗难传》:
以吴黄武三年,与同伴竺律炎,来至武昌,赍《昙钵经》梵本。50,326b。
《竺昙摩罗刹传》:
其先月支人,本姓支氏。……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遂大赍梵经,还归中夏。50,326c。以下诸人晚于三国。
附《聂承远传》:
承远有子道真,亦善梵学。50,327a。
《僧伽跋澄传》:
(赵正)请译梵文。……外国沙门昙摩难提笔多为梵文。50,328b。下面还有两处提到梵文。
《僧伽提婆传》:
提婆乃于般若台手执梵文,口宣晋语。……更请提婆重译《中阿含》等。罽宾沙门僧伽罗叉执梵本,提婆翻为晋言。50,329a。
《竺佛念传》:
于是澄执梵文,念译为晋。50,329b。
第六题再谈“浮屠”与“佛” 从“浮屠”与“佛”的关系(3)
《昙摩耶舍传》:
以伪秦弘始九年,初书梵书文。……耶舍有法度,善梵汉之言。50,329c。
《高僧传》卷一中有关梵文的记载就是这样。“梵”原作“胡”。“梵”指的是梵文,这是清楚的。但“胡”指的是什么呢?弄不清楚。“胡”原意是北狄之通称,扩大一点,就是夷狄之人,多少含有贬义。在《高僧传》中,“胡”字可能有两层意思:一指梵文,一指中亚夷狄之文。统观上引材料,有的可能是指梵文,比如昙果、维祗难等传中所说。但是绝大部分指的都是中亚民族语言。支谦等人译经的原本都不是梵文。上引文中《支谦传》的“梵文”,也只能作如是解。下面说他“妙善方言”,可能指他通中亚民族语言。这一点从他们译经时使用的汉语音译中可以明确无误地看出来。比如汉译“弥勒”一词,不是来自梵文Maitreya,而是来自吐火罗文Metrak。可是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旧杂譬喻经》,失译人名在后汉录译《大方便佛报恩经》,支谦译《佛说月明菩萨经》、《撰集百缘经》、《大明度经》、《佛说八吉祥神咒经》,康孟祥译《佛说兴起行经》,支娄迦谶译《杂譬喻经》、《道行般若经》等等,用的都是“弥勒”。由此可见,支谦等译经所根据的原本,不是梵文,而是中亚和新疆一带的吐火罗文和伊朗语族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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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生意多好做啊”
他还敢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