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硬件_芳草地心水论纭_人生得意须欢纵欢91(43)

我们上面说到“佛”这名词不是由梵文译来的，而是间接经过龟兹文的pūd或pud（或焉耆文的pt）。这当然更可以助成烈维的说法，但比“佛”更古的“浮屠”却没有经过古西域语言的媒介，而是直接由印度方言译过来的。这应该怎样解释呢?烈维的说法似乎有修正的必要了。

第五题浮屠与佛 浮屠与佛（4）

现在我们再回到在篇首所提到的《四十二章经》真伪的问题。关于《四十二章经》，汤用彤先生已经论得很精到详明，用不着我再来作蛇足了。我在这里只想提出一点来讨论一下，就是汤先生所推测的《四十二章经》有前后两个译本的问题。汤先生说：

现存经本，文辞优美，不似汉译人所能。则疑旧日此经，固有二译。其一汉译，文极朴质，早已亡失。其一吴支谦译，行文优美，因得流传。（《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36页）

据我自己的看法，也觉得这个解释很合理。不过其中有一个问题，以前我们没法解决，现在我们最少可以有一个合理的推测了。襄楷上桓帝疏说：

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后汉书》卷六十下）

《四十二章经》里面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句子：

日中一食，树下一宿，慎不再矣。使人愚蔽者，爱与欲也。（17，722b）

天神献玉女于佛，欲以试佛意、观佛道。佛言：“革囊众秽，尔来何为?以可诳俗，难动六通。去，我不用尔!”（17，723b）

我们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襄楷所引很可能即出于《四十二章经》。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33～34页）就这样主张。陈援庵先生却怀疑这说法。他说：

树下一宿，革囊盛秽，本佛家之常谈。襄楷所引，未必即出于《四十二章经》。

他还引了一个看起来很坚实的证据，就是襄楷上疏用“浮屠”两字，而《四十二章经》却用“佛”。这证据，初看起来，当然很有力。汤先生也说：

旧日典籍，唯借钞传。“浮屠”等名，或嫌失真，或含贬辞。后世展转相录，渐易旧名为新语。（《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第36页）

根据上面的论述，对于“佛”与“浮屠”这两个词，我们可以作以下的推测：“浮屠”这名称从印度译过来以后，大概就为一般人所采用。当时中国史家记载多半都用“浮屠”。其后西域高僧到中国来译经，才把“佛”这个名词带进来。范蔚宗搜集的史料内所以没有“佛”字，就因为这些史料都是外书。“佛”这名词在那时候还只限于由吐火罗文译过来的经典中。以后才渐渐传播开来，为一般佛徒，或与佛教接近的学者所采用。最后终于因为它本身有优越的条件，战胜了“浮屠”，并取而代之。

1947年10月9日

附记

写此文时，承周燕孙先生帮助我解决了“佛”字古音的问题。我在这里谨向周先生致谢。

第六题再谈“浮屠”与“佛” 再谈“浮屠”与“佛”

佛头光麦积山石窟第133窟北魏石刻

番王礼佛图卷无款印故宫博物院藏“我这篇不太长的论文解决了中国佛教史上两个大问题：佛教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通过什么渠道？但兹事体大，还要进一步研究。”此卷画佛像一尊，端坐在水中的莲台上。佛前一长者，长发虬髯头戴羽冠，拱手跪拜。后立三十人，虬髯螺发，穹鼻深目，神态或惊或喜，或沉思或相顾，均拱手作供佛状。第六题再谈“浮屠”与“佛”佛教十五题

194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浮屠与佛》原刊《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本《本院成立第二十周年专号》，上册，页93～105，1948年。英译文见印度SinoIndianStudies，Ⅲ1，2，Calcutta1947，p1ff。后收入《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页323～336。英译文收入《印度古代语言论集》，页334～347：ontheOldestChineseTransliterationoftheNameofBuddha。，主要是论证中国最古佛典翻译中的“佛”字，不是直接从梵文Buddha,而是间接通过吐火罗文A（焉耆义）pt和B（龟兹文）的pud、pūd译过来的。一个字的音译，看来是小事一端，无关宏旨，实则与佛教传入中国的途径和时间有关，决不可等闲视之。文章中有一个问题颇感棘手，这就是，吐火罗文的pt、pud和pūd都是清音，而“佛”字的古音则是浊音。由于周燕孙（祖谟）先生的帮助，这个问题算是勉强解决了。从那以后，虽然有时仍然有点耿耿于怀，但是没有认真再考虑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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