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列子》辩护既然难成立,我们回头再看怀疑《列子》的学者的意见。统观这些学者,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举出了很坚实可靠的证据,但他们却只证明了一点,就是:《列子》是一部伪书。至于这部书究竟伪到什么程度,换句话说,就是:这部书究竟是在哪一年著成的?著者究竟是谁?虽然他们有的也多少说到过,但我总觉得理由都太空洞,或者只是想像之辞。钱大昕说:“恐即晋人依托。”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说,释氏轮回之说出于《列子》,非常可笑。姚鼐以为《列子》里面有汉魏以后人的附益,也许张湛就有所矫入。何治运举出了许多证据,说《列子》出于《尔雅》、《易纬》,在佛法入中国和两汉“圣学昌明”之后,没有确定说什么时候马叙伦《列子伪书考》说:“何治运以为出郭璞后人所为。”不知何据……俞正燮说:
“《列子》晋人王浮葛洪以后书也,以《仲尼篇》言圣者,《汤问篇》言火浣布知之。”
这理由似乎不大充足。《仲尼篇》言圣者,最多只能证明《列子》出于佛法入中国之后;《汤问篇》言火浣布也只能证明《列子》出于火浣布输入以后,都不能证明《列子》是王浮葛洪以后的书。大概王浮葛洪都是制造伪书的专家,所以俞正燮就想到他们身上去了。章炳麟先说《列子》作于佛法初兴之世,后来又说:
“《列子》书汉人无引者。王何嵇阮下及乐广,清谈玄义,散在篇籍,亦无有引《列子》者。观张湛序,殆其所自造。湛谓与佛经相参,实则有取于佛经尔。”
他说《列子》可能是张湛伪造的,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假设,发前人所未发;但可惜并没能举出具体的证据,只是一个揣测而已梁启超、顾实,霍世休也有同样的揣测。见霍世休《唐代传奇文与印度故事》二。霍氏说,他曾著《〈列子-汤问篇〉质疑》一文,不知写成了没有……陈三立以为季汉魏晋之士,看了佛典以后,就杨朱之徒所依托的,增窜而成《列子》。马叙伦举了二十事证明《列子》是伪书,连刘向的《叙录》也是伪造的。他的结论是:
“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
他最后说:
“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与?”
陈文波在他的论文《伪造列子者之一证》里举出了几个前人没有注意到的证据,他先说《列子》“颇似魏晋时之出产品”,又说“晋人或有见于《庄子》之寓言,于是杂凑群书,以成《列子》”。以上这些说法都太笼统。
我们上面谈到,学者们对于《列子》成书年代的意见既然都未免有点空泛,那么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把这部书著成的年代更精密的确定一下呢?我觉得我们还有办法,而且办法也许还不止一个。我现在只根据中译的佛典来试一试。
第十四题佛教对中国儒道两家的影响 《列子》与佛典(2)
张湛在《列子序》里说:
“然其所明,往往与佛经相参。”
“至于‘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此固(故)有及于佛,而世犹疑之。”黄震、沈濂(《怀小编》卷三,“西方之人”)、王世贞、顾颉刚都怀疑“西方之人”不是指的佛。
朱熹说:
“又观其言‘精神入其门,骨骸及其根,我尚何存?’者,即佛书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尚在何处之所由出也。他若此类甚众,聊记其一二于此,可见剽掠之端云。”
叶石林说:
“《列子》《天瑞》《黄帝》两篇皆其至理之极尽言之而不隐,故与佛书直相表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十一,《经籍考》三十八,子,道家引叶氏语。
王应麟说:
“《列子》言西方之圣人,西极之化人,佛已闻于中国矣。”《困学纪闻》卷十。
明宋濂举出许多《列子》与佛典相合的例子。清何治运以为《周穆王篇》的西极化人和《仲尼篇》的西方圣人就是指的佛,龚自珍《定庵文集补编》卷二,撮录《列子》。和杨文会《冲虚经发隐》。也有同样的意见。章炳麟和陈三立都指出《列子》与佛典的关系。马叙伦说的尤其详尽。他先指出西方之入就是佛,最后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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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欺负到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