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硬件_芳草地心水论纭_人生得意须欢纵欢91(62)

玄奘不但毕生亲自参加翻译实践，而且根据穷年累月积累的经验，创立有关翻译的理论。“唐奘法师论五种不翻：一秘密故，如陀罗尼。二含多义故，如薄伽梵具六义。三此无故，如阎浮树，中夏实无此木。四顺古故，如阿耨菩提，非不可翻，而摩腾以来常存梵音。五生善故，如般若尊重，智慧轻浅。”四部丛刊，《翻译名义集序-周敦义序》。

近代学者对玄奘也有很高的评价。比如章太炎说：“佛典自东汉初有译录，自晋、宋渐彰，犹多皮傅。留支、真谛。术语稍密。及唐玄奘、义净诸师，所述始严栗合其本书，盖定文若斯之难也。”参阅章炳麟《初步梵文典序》，《章氏丛书-太炎文录-别录三》，浙江图书馆。这种对玄奘的赞美，我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

要想具体细致地描述玄奘新创的译风，需要很多的篇幅，这里不是最适当的地方。简而言之，我们可以说，他的译风，既非直译，也非意译，而是融会直意自创新风。在中国翻译史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如果允许我们借用辩证法术语来表达的话，这种发展可以说是完全合乎辩证法的规律：这是否定之否定。如果允许我们再借用黑格尔的说法的话，这种发展可以说是符合他的三段式：正题——反题——合题。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发展时，高级阶段保留了低级阶段的某一些肯定的特点，向前发展下去，达到更高的阶段。

因为翻译工作必须有协作，这就需要有一个组织。最初的组织人少，也很简单，而且松散，基本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懂梵文的为主译，一个通汉文的为笔受。佛经梵文原本最初没有写本，全凭记忆，一直到法显时代基本上还是这样子。所以，有时先要有一个人口诵，另外一个人或者第三个人先依其所诵写成梵字或胡字，然后才加以翻译。《出三藏记集》卷七道安《合放先光赞略解序》说：“《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55，48a。同卷《普曜经记》说：“(法护)手执胡本，口宣晋言。时笔受者沙门康殊帛、法炬。”55，48b～c。同书卷九《长阿含经序》说：“凉州沙门佛念为译，秦国道士道含笔受。”55，63c。

后来参加人数渐多，分工渐细，逐渐形成了一个组织，叫做译场。道安可能是最初译场的创建者之一。《梁高僧传》卷五《道安传》说：“安既笃好经典，志在宣法。所请外国沙门僧伽提婆、昙摩难提及僧伽跋澄等，译出众经百余万言。常与沙门法和诠定音字，详核文旨。新初众经，于是获正。”50，354a。这些外国沙门译经，都是在译场中进行的。

在翻译组织方面，南北朝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在这时期，情况已经同后汉有所不同了，译经不再依靠外国僧人。中国和尚到印度去求法的人多了起来。他们归国以后，既通梵语，又善华言。译起经来，自然可以避免前一阶段的那种情况，既不伤文，也不伤质。法显就是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梁高僧传》卷三《法显传》讲到他到印度学习的经过。他精通梵文是不成问题的。但是他回国以后，仍然同外国和尚协作译经。《法显传》说：“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摩诃僧祗律》、《方等泥洹经》、《杂阿毗昙心(论)》，垂百余万言。”50，338b。这恐怕只说明，法显感到集体翻译比个人单干要好，译场这样的组织是可取的；并不像以前那样，中国和尚一离开外国和尚就寸步难行了。

在翻译组织方面，鸠摩罗什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他比法显稍早一点。他的译场规模非常庞大。《梁高僧传》卷二《鸠摩罗什传》说：“兴少(达)崇三宝，锐志讲集。什既至止，仍请入西明阁及逍遥园，译出众经。……于是兴使沙门僧、僧迁、法钦、道流、道恒、道标、僧叡、僧肇等八百余人，谘受什旨。”50，332a～b。僧叡《大品经序》说，译《大品经》时，参加翻译工作的有五百人55，53b……译《法华经》时，“于长安大寺集四方义学沙门二千余人，更出斯经。”55，57b。译《思益经》时，“于时谘悟之僧二千余人”。55，58a。译《维摩诘经》时有义学沙门千二百人参加55，58b……《续高僧传》卷三《波颇传》说：“昔符姚两代，翻经学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译人，不过二十。”50，44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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