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显就是这样又回到了祖国。《祐录》记载已极细致生动,《法显传》也不过如此,用不着再作什么补充了。
28回国后的译经活动和卒年
即乘小舶入浦寻村,遇猎者二人,显问:“此何地耶?”猎人曰:“是青州长广郡牢山南岸。”猎人还,以告太守李嶷。嶷素敬信,忽闻沙门远至,躬自迎劳,显持经像随还。顷之,欲南归。时刺史请留过久,显曰:“贫道投身于不返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师,就外国禅师佛驮跋陀,于道场寺译出《六卷泥洹》、《摩诃僧祇律》、《方等泥洹经》、《经》、《杂阿毗昙心》,未及译者,垂有百万言。显既出《大泥洹经》,流布教化,咸使见闻。有一家,失其姓名,居近杨都朱雀门,世奉正化,自写一部读诵供养。无别经室,与杂书共屋。后风火忽起,延及其家,资物皆尽,唯《泥洹经》俨然具存,煨烬不侵,卷色无异。杨州共传,咸称神妙。后到荆州,卒于新寺,春秋八十有二,众咸恸惜。其所闻见风俗,别有传记。
《高僧传》几乎完全抄《祐录》。《法显传》比《祐录》详细,再根据它作一点补充。
上岸以后,商人又乘船还向扬州。法显受到了李嶷的款待以后,由陆路南下,道过彭城,受青兖刺史刘道怜之请,住了一冬一夏,在这里夏坐,时间是义熙九年,公元413年。关于这个问题,足立喜六(见前引书,页291)认为,法显随商人航海南至扬州。汤用彤(见所著《往日杂稿》页26~30;参阅章巽前引书,页175)不同意足立喜六的意见。
法显本来想到长安去,未果,便转向建康(今南京),在这里翻译佛经。除了上面《祐录》中提到的那些佛经外,还写了一部《法显传》,此书名称繁多,参阅章巽前引书页13~24。后来死在荆州新寺。年龄《祐录》说是八十二,《高僧传》八十六。
第七题法显 结语(1)
上面简略地叙述了法显一生的活动情况。在这个结语里我想谈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第二个是《法显传》在世界上产生的影响。
31法显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
上面已经谈过,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到了法显时代,达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一个转折点,从过去的基本上是送进来的阶段向拿进来的阶段转变。晋末宋初的西行求法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兴起来的。
根据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页378~380的统计,西行求法活动自朱士行而后,以晋末宋初为最盛。这时期最知名的求法者有以下一些人:
康法朗和其他四人,见《高僧传》,卷四;
于法兰,见同上书、卷;
竺佛念,见《高僧传》,卷一。
慧常、道行、慧辩,见道安:《合光赞放光随略解》;
慧睿,见《高僧传》,卷七;
支法领、法净,见《高僧传》,卷六,《慧远传》;
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慧简、僧绍、僧景、慧景、道整、慧应、慧嵬、慧达,见《法显传》、《祐录》卷十五《法显传》、《智严传》、《宝云传》;
昙学、威德等八人,见《祐录》卷六;
僧纯、昙充、道曼,见《祐录》卷十一;
智猛与昙纂、竺道嵩等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
法勇、僧猛、昙朗等二十五人,见《高僧传》卷三;
沮渠京声;
道泰;
法盛共师友二十九人,见《名僧传抄》;
僧表,见同上书;
法维;
道普。
在所有这一些西行求法者中,法显无疑是最突出的一个。这里所谓“突出”,归纳起来约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显旅行所到之地最多,最远
在法显以前,在汉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著名的旅行家,比如张骞和甘英,这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到的地方很远,很远;但是法显到的地方,他们却没有到过。这一点《高僧传-法显传》和唐智昇《开元释教录》卷三都指出:“皆汉时张骞、甘父所不至也。”(见50,337c和55,507c)这对于中国人民对外开阔视野、认识外国,当然会有极大的帮助。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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