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硬件_芳草地心水论纭_人生得意须欢纵欢91(107)

至于为什么只有中国高僧才能发展佛教义理，才能“倒流”回印度去，这要从中国人民的精神素质着眼才能解答。在四五千年的文化史上，中国人民表现出极高的智慧和极大的创造能力。这是人人皆知的历史事实，无待赘述。中国人善于思考，又勤于思考。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的，有别于西方人的分析。他们探讨理论，往往从实际需要出发，不像西方人那样从抽象的理论出发。连极端抽象的数学，中国古代数学史也表现出来了这个特点。《含光传-系》认为印度人“念性”，而中国人“解性”，实在是深中肯綮。这一点我在上面仔细分析过了，这里不再重复。梁启超对中国人智力方面特点的观察，我看也值得我们重视。他在《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那一篇文章中谈到中国人的“独悟”问题。他举的例子中有一个是晋代高僧道生。道生孤明先发，立善不受报和顿悟义，他认为一阐提人皆有佛性，因而受到旧学僧党的责难。后来《大般涅槃经》从印度传来中国，里面果然提到一阐提人皆有佛性，与道生之说若合符契。梁启超认为“大乘教理多由独悟”。他由此想到中国人富于研究心，中国人有“创作之能”见《饮冰室佛学论集》，1990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页11。，他这些意见同《含光传-系》里的意见，几乎完全相同，足征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

这就是独有中国高僧能发展印度佛教义理，“倒流”回印度去的原因。

我探讨佛教“倒流”问题，到此结束。

1991年12月21日写毕

补充

文章写完，偶检佛典，又看到一点资料，与本文有关，亟录之，以作补充。

西域堀多三藏者，天竺人也。东游韶阳见六祖，于言下契悟。后游五台，至定襄县历村，见一僧结庵而坐。三藏问曰：“汝独坐奚为?”曰：“观静。”三藏曰：“观者何人?静者何物?”其僧作礼问曰：“此理何如?”三藏曰：“汝何不自观自静。”彼僧茫然，莫知所对。……三藏曰：“我西域最下招者，不堕此见。兀然空坐，于道何益?”……三藏后不知所终。(51，237a)

如果这段记载可靠的话，那么，在顿悟大师慧能座下也已有了印度的传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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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119.4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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