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里想谈的是自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一直到唐代玄奘时期三家的相互关系。
先谈佛、道关系。
佛教在汉朝传入中国以后,自附于鬼神方术,这就同道教发生了关系。当时许多帝王,比如楚王英和桓帝并祭二氏。《后汉书》卷四二《光武十王列传-楚王英传》说:“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资治通鉴》卷五五,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襄楷上书说:“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但是佛道二家也有矛盾。从理论基础来看,佛教有一整套的理论。道教的理论底子就比较薄,最初实在拿不出什么成套的东西来。它同外来的佛教碰头以后,由于理论方面的矛盾(骨子里是经济方面的矛盾)两者难免磕磕碰碰。道教除了一些服食、炼丹等方术以外,在理论方面根本不是佛教的对手。交手打了几个回合,就败下阵来。道于是就施展出以后常常使用的手法:一方面拚命反对佛教;另一方面又偷偷摸摸地抄袭佛教的学说。《太平经》就是这种手法的产品。此外,还施展出一种以后也常常被人使用的手法:你说浮屠好,他其实是中国人,老子入夷狄化胡,命令尹喜托生为释迦牟尼。《老子化胡经》就是这种手法的产品。这一部书传说是西晋道士王浮所伪造,恐怕也是根据旧闻而加以创造的,是代表一种思潮的。连鱼豢《魏略-西戎传》也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图属别号二十有九。”可见魏时老子化胡的故事已经传播。今天我们有的那一部道藏里面剽窃佛经的地方,比比皆是,我们在这里不详细论述了。
道教在理论上虽然不是佛教的对手;但它是土生土长的,用它来对抗外来的佛教,最容易奏效。因此,它就常为统治者所利用。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佛教的传入与兴隆,道教也许传播不开。汉族有一整套伦理教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这是统治的基础。这当然是儒家思想,但道教并不违反它,而佛教却偏偏破坏这一套。在佛教同道教和儒家的斗争中,这是对它很不利的一个方面。
按照世界宗教史上的一般规律,宗教都是具有排他性的。在这里,原因并不像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是由于宗教信仰和学说的不同。如果这样说,那只是皮毛之论,关键是经济利益。打击别人,争取信徒,也就是争取布施,争取庙产。佛道斗争也不能例外。
我们在这里讲的汉末的佛道斗争,只能算是滥觞。这个斗争还一直继续了下去,甚至可以说是与中国古代历史相始终。南北朝时,北方元魏道教天师寇谦之(公元365~448年)集道教方术之大成,又兼修儒教。他通过崔浩怂恿元魏太武帝摧毁佛法,教帝立崇虚寺,供养道士。但是道士本身实无方术可言,以后的皇帝又重佛法。至孝明帝时,佛道争论于殿庭之上,道教几败。
周武帝最初也因循事佛,但又想励精图治,觉得佛道皆非其选,只有尊崇儒术,最后发展到灭佛的地步。所谓“三武灭佛”,魏太武帝是其一,周武帝也是其一。
在南朝,则有葛洪(公元284~364年)、陶弘景(公元456~536年)等重要道教代表人物。葛洪著有《抱朴子》一书,提出了“玄”这一个概念作为天地万物的根源。他大力提倡服食丹药、求神仙等方术。陶弘景著有《真诰》一书。他也是一个著名的炼丹家,又是一个政客,号曰“山中宰相”。葛、陶都大肆宣扬白日飞升,得道成仙,长生不老。这种幻想恰恰投合了统治者的心意。在表面上与佛教的基本思想形同水火。佛教主张生为空幻,要追求解脱,追求涅槃,想要跳出“轮回”,主张“无生”。因而引起了激烈的论争。梁僧祐《弘明集》和唐道宣《广弘明集》所载诸文与道家抗辩者几占三分之一。可见二者矛盾之尖锐。但是在骨子里,二者差别并不大。它们同世界上一切宗教一样,都是兜售天国的入门券,不过方式不同而已。因此,它们就有了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余地,能够为同一个封建统治者服务。李老君诞生的奇迹,完全是从释迦诞生的故事抄来的。道教的戒律也完全是模仿的佛教。佛教天台宗二祖南岳慧思(公元515~577年)的《誓愿文》又抄袭了道家,反复提到神仙、芝草、内丹,想借外丹力修内丹,祈求长生。陶弘景的三传司马承祯(公元647~735年,贞观二十一年至开元二十三年),吸收了北朝的精神,不重视炼丹、服食、法术变化的神仙方术,而偏重道教的理论研究,主张摒见闻,去知识,修心,主静。在这里,他显然是受到了佛教的影响。上面这几个简单的例子,就充分能够说明佛、道两家是如何互相学习、互相影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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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后生人不是这么骗的钱不是这么赚的脸可是这么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