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佛道的矛盾并没有减少。到了唐初,这个矛盾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道教是民族形式的宗教,又得到唐初统治者的大力提倡,因此在两教斗争中显然占了上风。在这时期,最突出的事件是所谓“傅奕辟佛”。傅奕生于梁敬宗绍泰元年(公元555年),死于唐太宗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他是隋与初唐的著名的无神论者、自然科学家。他作太史令,主管天文和历算。也许因为他作过《老子注》,佛就称他为道士。唐彦琮《唐沙门法琳别传》说:“有前道士太史令傅奕,先是黄巾,党其所习,遂上废佛法事十有一条。”50,198c。其中可能有诬蔑的意思,是“人身攻击”。对我们来说,这无关重要。《旧唐书》卷七九《傅奕传》说,武德七年,奕上疏,请除去释教,“故使不忠不孝,削发而揖君亲;游手游食,易服以逃租赋。”短短几句话,却说出反佛的根本原因。前两句讲的是维护封建社会秩序,后两句讲的是佛教破坏生产,逃避租赋。这二者都是封建统治者的命根子,是碰不得的。傅奕又说:“且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这是从理论上驳斥佛教的。唐道宣选集的《广弘明集》中选了傅奕许多奏折。这些奏本说:“绅门里,翻受秃丁邪戒;儒士学中,倒说妖胡浪语。”52,160b。又说:“不事二亲,专行十恶。”52,160c。他又说:“海内勤王者少,乐私者多;乃外事胡佛,内生邪见;剪剃发肤,回换衣服。出臣子之门,入僧尼之户;立谒王庭,坐看膝下,不忠不孝,聚结连房。”52,161c~162a。他又说:“西域胡者,恶泥而生,便事泥瓦;今犹毛臊,人面而兽心,土枭道人,驴骡四色,贪逆之恶种。”52,163b。这简直是破口大骂,“人身攻击”达到了极点。不过论点还是不出上面说的两点:一是维持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封建秩序;一是保护生产力,保护国家财赋。傅奕临终诫其子曰:“老、庄玄一之篇,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旧唐书》卷七九。可见他是站在道家和儒家的立场上向佛教猛烈开火,大有不共戴天之势。
第十一题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 佛教与儒家和道教的关系(2)
现在再谈一谈儒道关系。
最后再谈一谈儒佛关系。
佛教初传入时,儒佛没有什么矛盾。后汉牟融作《理惑论》,以通两家之义。三国时代,康僧会本身是一个佛徒,却力主调和两家之论。据《梁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康僧会回答孙皓说:“易称积善余庆,诗咏求福不回。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50,325c。
两晋南北朝时,儒者或兼采佛教名理以自怡悦,或漠然置之,好像世间根本没有这种学说。东晋时流行的玄学是儒家封建思想的表现。这时佛、儒两家思想互相结合,互相补充,更看不出什么矛盾。孙绰本是儒家,曾撰《论语注记》。又与名僧支遁游,作《喻道论》,阐明孔释本是一家。他说:“周、孔即佛,佛即周、孔,盖内外名之耳。”此时儒门之士,多归心佛法,而缁门佛徒,亦不废儒学。所谓庐山十八高贤中的雷次宗、宗炳等都以儒者而修持净土。慧远以高僧而深研儒学,这是最典型的例子。萧梁时,两教并重。这也是大家熟知的事实。北齐颜之推,儒释并重。隋王通以儒者而推崇释、道,大有融合三教之势。南北朝一直到隋唐,许多义学高僧都出身于儒家士族,这些家族成员一旦失势,又往往寄情于佛学。其中消息,耐人寻味。这些人在转入释教以前,已有儒学和玄学的修养。儒、佛二者关系之密切也概可想见了。玄奘本人就出身于儒家,这个问题以后再谈详见本书第十二题《关于玄奘》……
在这时候,佛教主要攻击的对象是道教,对于儒家则很少敢于非议。因为儒家是钦定的,非议儒家就等于非议朝廷。但也不是完全如此,只要有机会,佛家总对儒家射上几支冷箭的。比如华严宗判教:一,人天教;二,小乘教;三,大乘法相教;四,大乘破相教;五,一乘显性教。五教之外,还有最低的教:道、儒参阅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第67页……在这里佛家把儒家放在最低的地位上。有点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华严宗判教,把儒家判到最低级,但是,宋朝的理学家程、朱之流则拼命抄袭佛家学说,特别是华严宗的学说。程、朱宣扬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实际上就是华严宗“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思想的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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