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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I首次建立全球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明显了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资本定义（分子）和风险加权资产（分母）计量框架三个基本要素。之后的资本充足率监管改革都是围绕三个要素展开。2004年发布的巴塞尔II，重点是改革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引入了以风险计量模型为基础的风险加权资产方法，取代巴塞尔I框架下监管当局制订某类资产风险权重的方法。

理论上，以模型为基础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提高了监管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性，利用数据分析单个交易主体和交易结构的风险。全球金融危机对风险计量模型的审慎性提出了质疑。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快速产物，2010年底巴塞尔委员会发布的巴塞尔III（2010版巴塞尔III）显著强化了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大幅度提高了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但仍延用了巴塞尔II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框架。

近年来，巴塞尔委员会围绕着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改革发布了一系列文件，改革目标是平衡风险敏感性、简单性和可比性，并且不大幅度提高银行业总体资本要求”。2017年12月8日发布了《巴塞尔III最终方案》，标志着后危机期时期资本充足率监管改革接近尾声，新框架将于2022年开始实施。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简化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的层级。对同一种风险尽可能减少可供选择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例如：交易对手信用风险资本计量方法由3个减少到1个；操作风险资本计量方法由4个减到1个。

二是提高标准法的风险敏感性。新修订的标准法通过引入更多风险驱动因子，并适当增加风险权重的档次，以增强风险敏感性。同时，为防止标准法变得更加复杂，所选择的风险驱动因子通常应满足简单、直观、外部可获取、可解释等标准，无需商业银行进行复杂的运算，以保证运算过程可重复、结果可验证。

三是增强模型方法的稳健性。根据数据可获得性、信息优势和建模技术和验证三方面标准，缩小内部模型的适用范围，将不满足三个方面标准的资产组合、业务和风险排除在模型方法之外。对于适用模型方法的资产组合和业务，为防止利用内部模型低估风险实施监管套利，对银行估计的风险参数设置底线（input floor）。

四是强化风险加权资产的信息披露。建立一套独立于财务报告的、全球统一的监管信息披露模板，提高风险加权资产信息披露精细程度是重中之重，已经公布了40个风险加权资产的信息披露模板，占总模板数量的三分之二。

五是设立模型方法的资本底线。对于获准采用模型方法计量风险加权资产的的银行，也须按照标准法计算风险加权资产，并遵循以标准法为基础的资本底线要求。用模型方法计算的风险加权资产不得低于标准法计量值的72.5%。

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巴塞尔III最终方案》对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总体影响不大，基本达到了增强可比性和简单性的预期目标，但是对不同银行影响的差异很大。未来，全球大银行当中受资本底线约束的银行占比明显上升。中国是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执行新的国际监管标准过程中，坚持约束单家银行风险承担和抑制宏观风险积累相结合，同时兼顾不同银行在规模、业务复杂性、风险管理能力方面的差异性，以提高资本监管有效性。

彭兴韵：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中国进入了经济新时代，其最基本特征就是由过去的高速增长迈向了高质量的增长。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以7月份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为契机，中国金融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它的最根本的标志就是，总书记特别强调的金融回归本源、要更好的服务于实体经济。与此同时，从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稳中求进”这一宏观调控的方法论后，我们也在不断的完善宏观调控，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十九大报告特别提到的“要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双支柱宏观调控体系”。我刚刚听了王局长的演讲，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受，就是中国的金融机构很稳健，大银行资本充足率非常高。在此，我从一个学者和一个研究机构的角度简单谈一谈个人的理解，都是不成熟的看法，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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