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世界五百强 新时代 新金融(2)

很有意思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正好与当今世界格局变化、全球金融格局变迁、金融科技发展加快等碰巧在一起，这为新时代金融发展的趋势提出了新的机会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新时代意味着金融发展理念的变化，也会带来金融理论的创新，同样也意味着我们的金融教育和金融人才培养模式的变化。外交学院是一所培养外交外事人才的外交部唯一高校，2017年成为一流学科建设大学。外交学院在时任院长吴建民大使的部署下于2008年获批开办金融学本科，2009年正式招生，由于起点较高，在更多优秀金融人才。期待各位专家在今天的讨论会上将新时代金融发展的要求、规律、方向等进一步厘清，同时也为我们金融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真知灼见，并请各位专家今后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

王胜邦:后危机时期的全球金融监管改革

罗伯特·希勒写过一本书《金融与好的社会》。近年来，这个提法有些转变，可以称之为“好的金融好的社会”，金融不仅仅能推动经济增长和增进社会福利，有时候还拖累经济增长并带领巨大社会成本。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金融改革基本上遵循着经典的金融深化理论。几十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融”。

金融发展史就是一部危机史，每一次危机均不一样，却押着相同的韵脚。这次危机全球金融危机也不例外，只不过在全球化背景下，持续时间更长，后危机时期经济复苏更加乏力，政府救助力度更大。危机强化了人们对金融危机破坏力的认识，所以危机后金融监管改革力度很大。这次危机发端于美国，因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的次级按揭贷款违约，局部领域小事件一步一步演化成欧洲主权危机，又进一步演化出口导向国家的实体经济危机。为应对危机，最初政府进行了援助，但效果不好。实在不行就违背传统的货币政策理论进行了量化宽松，刺激经济，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创新、金融全球化以及后危机时期的救助措施都是双刃剑。

后危机时期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主要目标是修复金融体系的断层线。大体上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提高银行体系稳健性，单家金融机构稳健是维护系统稳定的必要条件。二是宏观审慎监管，试图找到金融稳定的充分条件，除了看单个机构、单个产品风险外，还要自上而下看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包括实体经济与金融体系的互动、金融体系内部交易等。三是约束影子银行。有很多金融活动游离于金融监管之外，必须加以管束。四是强化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很重要，不仅有助于尽早发现风险，而且有助于有效处置风险。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讲银行监管改革，尤其是资本充足率监管改革。资本充足率监管是审慎银行监管的核心，在后危机全球金融监管改革中居核心地位，受到各方广泛关注。危机之前，银行监管国际标准只有一个——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危机之后巴塞尔委员会除改革资本充足率以外，发布了流动性监管标准、杠杆率监管标准、大额风险暴露监管标准，银行监管由单指标约束（solo-constrained）转向多重约束（multiple-constrained）框架。

就资本充足率监管而言，首先要澄清一个概念，资本充足率监管标准包括三个基本要素，一是资本定义，也就是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二是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方法；三是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通常大家更多关注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是8%、10.5%或11.5%，这是不全面的。讨论和评价资本充足率监管制度和有效性，在技术层面至少要考虑三个基本要素；在政策层面和宏观层面，还要考虑资本充足率监管对银行体系信贷供给乃至经济运行的影响，以及对银行体系竞争公平性的影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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