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制定过程 中国经济改革的进程、问题和前景(9)

一“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和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官、产、学各界人士共同认可的中期改革目标，是建立类似日本等东亚国家“二战”后建立的所谓“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体制，其中政府承担较之欧美自由市场经济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大体上实现了这一目标。

不过，和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不同，中国经济体制从列宁所说的“国家辛迪加”(The State Syndicate)或东欧学者所说的“党国大公司”(The Party-State Inc.)演变而来。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国有经济掌控国民经济命脉是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控制较之日本、新加坡等国当年的“威权发展主义”(authoritarian developmentalism)要严密得多：

第一，虽然到21世纪初期全国中小型国有企业和包括基层政府拥有的乡镇企业已全面转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也并不占优势，但国民经济的“命脉”(commanding heights)[39]仍然由国家牢牢地控制着。在电力、石油、电信、铁道、金融等重要行业，国有企业继续处于垄断地位，而且这些企业的治理结构也保留着命令经济时代的某些基本特征。

第二，各级政府握有支配土地、资金等重要经济资源流向的巨大权力。它们运用手中的巨额资源，通过自己选中的企业营造GDP 短期高速增长的政绩。

第三，现代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尚未建立，对权力运用缺乏有效的约束。各级政府官员有着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审批投资项目、设置市场准入的行政许可、管制价格等手段，对企业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直接的行政干预。

这种“半统制、半市场”经济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前途是政府逐渐淡出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并加强自己在提供公共产品和进行市场监管等方面的职能，使在规则基础上运营的现代市场经济逐渐成长起来。另一种前途是政府对市场的控制和干预不断强化，国有部门的垄断力量不断扩大，“半统制、半市场”经济蜕变为政府掌控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而在中国的条件下，国家资本主义难免不进一步蜕变为权贵资本主义。

中国的改革者对于体制缺陷及其对经济运行造成的消极影响知道得十分清楚。正像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现有体制在许多重大方面“还不完善”，经济发展仍然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为了扫除这些障碍，这次中央全会通过决议，要求进一步推进改革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40]。然而，在经济似乎日趋繁荣的情况下，处于掌权地位的人们很难割舍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很难下决心切实推进改革。2003年的中共中央决议并没有真正执行。

于是，新旧世纪之交建立的经济体制并没有向进一步完善的方向发展，反而出现了向国家资本主义蜕化的趋向。这突出表现为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在中国的兴起。

二以“强势政府”为主要特征的“中国模式”的兴起

国家主义的强化与进入新世纪后城市化进程加速直接联系在一起。在农村土地属于集体而城市土地属于国家的现行法律规定下，政府可以用极低的价格征购土地。运用这种办法，各级政府取得了数以十万亿元计的资源，大大增强了政府的权力和国有经济的实力。

不仅如此，由于新旧世纪之交的国有企业转制过程缺乏透明的法治框架而是由行政力量主导，这就给了某些有权力背景的人鲸吞公共财产的机会。公众对权贵私有化的不满，本来应当是推动市场化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反倒为鼓动大众反对改革和加强国家控制增添了理由。

2006 年12 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宣布加强中央国企控制力的新部署[42]，随后，国资委负责人提出，国有经济要在包括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用航空、航运等“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保持绝对控制力”;对包括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在内的“基础性和支柱产业领域的重要骨干企业保持较强控制力”。随后在一些产业和地区中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国有控股或国有独资企业对民营中小企业展开了收购兼并，其地位进一步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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